什么样的社会心态使“一战”爆发?
尽管在所有欧洲国家里很多人肯定对战争感到疑虑和担心，但是有足够的普遍对战争抱有热情的证据(尤其是在各个社会内的能言善辩的成员中间)表明民众看待战争时的情绪经常是兴奋与宽慰。更加详细的研究也许会表明，对德国皇太子所称的“新鲜而快乐的战争”的热情需要加以修正(保守派的圈子里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这个说法了，也许是呼应了一首当时流行的狩猎歌：“冲出去，冲出去，参加快乐的追逐，身心焕然一新地冲向那新鲜的狩猎场。”这个提法还表明了许多欧洲人仍然把战争当作一种体育竞技的程度)。
但是肯定的是，在1914年8月(此后有些人总是回顾这段时间，把它看成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一个短暂的阶段里，战争在每一个国家使人们忘却了他们之间的相异之处，创造了一种民族团结的意识。因而在法国的村庄里天主教神甫破天荒地与小学教师互相交谈了，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大厦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出席了德皇举行的招待会。
在英国，尽管乌尔斯特统一派成员不会与爱尔兰自治运动支持者同台出席爱国集会，但是看上去曾将导致内战的问题至少暂时被搁置起来了。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情感显示出社会党人和其他反战人士把国际主义情感的力量过高地估计到什么程度，同时又把欧洲各国政府能够煽动的民族主义本能情感低估到什么程度。这不仅仅是由于社会党人经常错把言语当成现实，或者号召举行总罢工的激进分子们并没有做任何实际的准备工作。
当战争到来之际人们之所以普遍接受它，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在全欧洲爱国主义已被灌输至国家生活的各个层次之中。这也是多年来使用新达尔文主义的为生存而斗争和适者生存的语言讨论国际关系的结果。而且这些年来通过暴力革命获得解放的思想已经广为传播，无论是个人解放，还是民族解放都需要暴力。
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大人物和有权势者。没有这种思想，促成七月危机的年轻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就不会受到激励去暗杀那位奥地利的大公。许多理论家把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应用于民族性原则。罗马尼亚作家奥雷尔·波波维奇把民族主义看成“自然法”的胜利：每个民族按照自己的独特特性发展下去，这种斗争构成了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自由平等思想的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他认为民族性取决于自我意识，即一种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一旦一个民族拥有了它——呈现出一种有机生命体的特征，自然赋予了该生命体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和发展自由。但是，如果它要成长和兴旺，它必须像任何其他生物一样具备成长繁荣的适当环境，即它需要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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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人们普遍认为，战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件好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西斯分子在强调战争经历重要性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纪律性和服从意识这些美德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被大肆宣扬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分子尤其不断地宣扬这样的情绪:“尽管心胸狭窄的民主派人士呼喊反对战争，把战争说成是过时的野蛮行为，但是我们把它看成对日益虚弱者最强有力的激励，是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快速和英勇的手段。一个民族不仅需要深厚的感情，而且需要另外一种美德，一种正在日益受到鄙视、不太被人理解的美德——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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