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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陕西是文物大省，许多中国古代文明灿烂与辉煌的历史印记，就深藏在脚下这片三秦热土中……
2019年，陕西省公安机关共破获文物案件2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97人，追缴文物3027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罪成果展上，陕西省的参展案件及文物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傲人的成绩，一方面反映出三秦大地历史文化的悠久，另一方面更展示出陕西省公安机关打击文物犯罪的辉煌战果和保护文物的坚强决心。本报从即日起，推出系列报道《守住三秦记忆护卫国之重宝》。
陕西破获重大文物案件系列报道之二
原 野 盗 影
这次跨区域办案的起因，
来自一封匿名的举报信。
4月9日，在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田耕回忆道。随着田耕的回忆，一起盗掘古墓葬案的曲折侦办过程，渐次展现在记者面前。
匿名举报信牵出盗墓案
2018年年底，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接市局刑侦局转来“西安市长安区大兆村有盗墓团伙，该团伙已作案多起，危害一方百姓”的匿名举报信线索侦办指派后，立即展开扎实、周密的前期摸排、核查工作。
经调查，公安碑林分局发现，长安区大兆乡、引镇等地存在盗掘古墓葬的违法犯罪活动。
公安碑林分局于2018年12月12日成立专案组立案侦查，在对案件的初步了解后发现，举报信上所反映的盗掘古墓葬的违法行为发生在几年前，甚至是十几年前，没有案发现场，没有目击证人，没有被盗文物的流向等具体线索，举报的线索均是举报人在村子里聊天时听到的。看着举报信中的作案信息，专案组却有点无从下手。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公安碑林分局刑侦大队民警田耕和同事甄蓁选择了以摸排为主的侦查方式。
他们一头扎进长安区，长期驻扎在该区农村，深入村委会、农户家、田间地头，用最传统的方式进行摸排走访，与重点走访对象和村干部沟通，了解情况。
经过多日查访，包括匿名举报人在内的知情村民看到了公安机关严打的决心，逐步开始私下主动联系办案民警，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依据获得的线索，案件也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劳力”成证词关键点
突破口打开了，办案民警又面临抓捕和审讯的双重困难。
民警前期的摸排走访，已经让涉案嫌疑人有所警惕。
他们频繁更换或弃用手机，相互之间串供行为普遍。只要有陌生人员、车辆进村，涉案嫌疑人就提前溜走。
即使在成功抓捕犯罪嫌疑人李某之后，对方也有恃无恐，拒不承认犯罪事实。
涉案嫌疑人清楚，不是现发案件，被盗掘的文物也早已脱手，同伙之间早已串供，公安机关不可能掌握有力的证据，因此拒不交代，案件进展陷入胶着状态。
面对这样的困局，甄蓁提议调整抓捕和审讯方向。
警方在办案中获知，一般的盗墓团伙由团伙头目、骨干成员和“劳力”三个层级组成。
团伙头目负责幕后策划和销赃，骨干成员负责具体实施。
这两个层级的人相对固定，关系密切。而“劳力”在团伙中相对松散，出力最多，拿钱最少，大多是家里条件较差的农民经不住诱惑参与到盗掘古墓的犯罪当中。
这些人不是职业盗墓人，认为自己犯罪行为较轻，没必要为了保住占了获利大头的团伙头目与公安机关对抗，一旦被抓，审讯时容易突破。
有了这样的判断之后，田耕和甄蓁重新分析梳理了团伙中成员的角色，确定了新的抓捕顺序。很快，新的方案收到了成效，一名“劳力”的顺利到案，有效拓展了案件线索，为深挖案件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且由“劳力”供述的作案细节，也成为突破主犯最后心理防线的利器。
勘探让证据链更完整
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兆村外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在并排前行，每前进一步，都用手中的“洛阳铲”深深插入脚下，垂直插进地下三四米深，再将提出的土放在手心里细细捻过、细细打量，揣摩着历史留下的印记。
民警甄蓁和田耕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陕西省文物部门对这里的地表下面进行勘探，确定墓葬群的位置，因为只有确定墓葬群的具体位置，确定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地点，才能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这是2019年5月的一天，警方和文物部门联手，通过勘探寻找涉案古墓葬被盗现场时的情景。
田耕介绍，“2018·12·12”盗掘古墓葬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勘探古墓。
盗墓嫌疑人被抓获后，由于认罪态度不同、记忆力有偏差等多种原因，导致指认的被盗古墓现场位置也存在差异。
民警一方面采用GPS定位系统，对于已经确认并探掘的古墓进行经纬度登记和编号，另一方面对嫌疑人口供之间存在异议的古墓，通过多名嫌疑人口供、勘探队勘探及侦查员走访附近村民等进行全方位信息碰撞，最终确定了多个有争议墓葬的位置。
在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督导下，“2018·12·12”盗掘古墓葬案成功侦破，犯罪嫌疑人陆续到案，追回大量被盗的唐三彩和陶俑文物。
经确认，自2006年至2018年，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等共盗掘古墓葬50余次，涉案出土文物包括唐代侍女俑20余件、镇墓兽2件、椭圆形玉石1件、粉彩人骑马1件、海兽葡萄镜1件以及唐代陶俑陶马、隋唐墓志铭50余件。
在50余件隋唐墓志铭中，韩休（唐朝宰相）孙女的墓志铭（柳公权书写），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对文物研究颇有些心得的甄蓁告诉记者，在古代，墓志铭主要是把逝者的简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进墓穴里，以求得人死留名。
唐代社会繁荣，经济基础雄厚，加上前代文学的积淀，墓志铭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墓志铭所记载的信息对还原当时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显然，“2018·12·12”盗掘古墓葬案所追回的这50余件隋唐墓志铭的价值已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
来源：西部法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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