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瑞典外交部表示，对应该在日内瓦处理的查科问题感到困惑，并指出他们对巴拉圭的强硬态度依然存在。

1935年3月16日，查科事件被德国的公告所掩盖。关于建立国防军的意图违反凡尔赛条约。在这方面，菲斯科维奇报告说，与瑞典外交部长进行的一次秘密会谈，这一举动并不令他感到惊讶，因为瑞典政府知道“德国政治的真正发展”。

外交部长眼中的国际问题

瑞典的桑德勒认为，这并没有使欧洲的政治局势恶化，桑德勒表示他没有收到任何外国的建议，瑞典甚至没有研究如何在日内瓦行动，仅通过非正式函件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公开讨论军备问题，同时又不以判断方式妨碍工作，以此来缓解新闻界的警觉。

然而，为筹备日内瓦特别会议，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外交部长在丹麦人的倡议下，同意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交换意见，尽管西班牙提出与六国集团有关的倡议，但这是瑞典对北欧合作的优先考虑的进一步证明。

因此，西班牙部长没有被邀请。北欧各国部长们显然同情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想知道英国特工访问俄国时的印象。

从哥本哈根回来后，桑德勒向菲斯科维奇解释说，会议公报是为了不给人留下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故意含糊的，在桑德勒看来，这是哥本哈根会议上没有直接参与冲突国家的工作。

根据桑德勒的说法，它不是决定所采取的态度，而以下是日内瓦会议的主题：法律上违反凡尔赛条约的军备组织，有可能对该条约投否决票。

桑德勒秘密地通知西班牙代表，丹麦将向中立集团国家提出一项提案，建议采取保留态度，在知道有关国家将在日内瓦提出的建议之前，不要提出任何观点，与此同时，中立国应努力使问题以一种能够使国际联盟达成协议的方式提出。

其目的是用基于公认的普遍法公约取代武器政策，但西班牙没有理由反对这项政策。瑞典外交部长也对瑞典与西班牙在日内瓦加强合作表示满意，甚至是瑞典议会也对此表示满意。

在瑞典，瑞典在呼吁领导下实施“强有力的小国外交政策”，丹麦代表团在日内瓦共同提议的中立国备忘录，其中包括荷兰，瑞士，西班牙和瑞典。

与西班牙的合作仅部分与阿比西尼亚冲突有关，这导致瑞典实际上必须保持对意大利的制裁立场，其外交政策方向从极端防御国际联盟转变为激进中立。

1935年8月22日，菲斯科维奇向国务部重申，瑞典对阿比尼亚冲突的态度是怎样的，意大利在巴黎的顽固态度，和意大利新闻界不断暗示瑞典打算捍卫国际联盟的原则，加剧了瑞典对意大利的敌意，由于政府对局势的担忧，这将是瑞典外长会议的首要议题。

丹麦，挪威和芬兰在奥斯陆8月28日的会议目的，是就国际联盟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达成共同协议。

桑德勒给了菲斯科维奇一个机会，给他指点方向。重申其同情并希望同西班牙保持接触。而瑞典国务部答复说，感谢瑞典对与西班牙保持联系的兴趣，并宣布西班牙代表将与瑞典人联系，以协调下一步的政策。

奥斯陆会议确认了严重性，以及大国的迷失方向，会议的部长们认为意大利的态度令人担忧，菲斯科维奇毫不掩饰他对瑞典的强硬态度，竭尽全力使意大利履行盟约的承诺。

然而，就阿比西尼亚而言，中立国不会达成共同立场，瑞典独自决定在国际联盟盟约的框架内与意大利正面对抗，瑞典驻马德里公使馆发给瑞典外交部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了西班牙的态度。

根据该文件，关于西班牙立场的关键人物吉尔·罗布莱斯，他基于保持中立的态度，为了避免与英国和意大利的任何对抗，西班牙天主教媒体对英国立场的批评，被认为是“自私的”，西班牙表示不打算对意大利实施制裁。

在伊万·丹尼尔松给贝克-弗里斯男爵的私人信中，瑞典外交部政治科长总结了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危机，引用了马达里亚加关于这个问题的句子:“这是狮子和羔羊的寓言，狮子吃掉羔羊后，他们就和好了。”

菲斯科维奇向马德里详细报告了瑞典对意大利采取的行动，包括武器禁运和经济制裁，这导致瑞典-意大利冲突加剧，因此，在11月23日，菲斯科维奇向意大利通报了瑞典宣布对意大利采取的措施，通过一份简短的文件执行“没有任何友谊或考虑的行动”。

桑德勒在公开演讲中对瑞典的立场表现出了坚定不移的态度，但在与菲斯科维奇的私人谈话中，瑞典作为一个小国的利益，和它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中表现出的顽固态度，使该国处于尴尬的境地。

七国宣言

1936年7月1日，瑞典在中立国家间合作框架内与西班牙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七人之心”。

按照1934年在莱茵兰危机中的“六人宣言”，德国军队于1936年3月7日公然违反《凡尔赛条约》的第二天，即在科隆境内越过莱茵河时，菲斯科威奇致电国务院。

“德国政府和议会圈子毫不顾忌地判断德国行为所造成的状况，认为不存在法律条款施加制裁，丹麦代表在理事会国际社会，将以某种类似于德国重新武装的那种方式反映出这一观点。”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希望立即与瑞典取得联系，以期发表一项联合声明。西班牙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秘书重申了瑞典政府对西班牙利益的赞赏，桑德勒将于9日在日内瓦与西班牙代表团会面。

1936年5月9日至12日，在这次会议上，西班牙代表将向中立人递交备忘录，将服务瑞典外交部对备忘录的内容作了广泛的总结：马达里亚加的决定、《国际联盟公约》的改革、马达加斯的思想。

根据瑞典的总结，它们不是为了在法律上更完美，而是为了改革社会，马达里亚加认为，这样做是可取的，而且不需要对《公约》文本进行正式改革，重要的是保持《公约》的不同条款之间的平衡。

另一方面，对《公约》案文的修正案的批准制度非常复杂，修订后的案文不可能在短期内生效。此外，保持《公约》案文不变，将使之成为一个长期目标，即使政治需要不允许以目前的方式实施。

公约中的国家限制

马达里亚加认为，除非国际联盟具有普遍性，而且政治情况允许公平适用所有条款，否则《公约》就不能适用，目前缺乏普遍性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评论。

关于《公约》各条款之间的平衡，充分执行第8条(对国家军备的限制)是执行该条强制性制裁的政治和法律预算，而成员国完全有权在某些条件下反对第16条，只要缺乏普遍性和政治环境不允许充分适用第8条就可以。

西班牙的提议是，一些国家(中立国)，根据所述的法律依据，对在其利益领域以外的政治和地理区域适用第16条的义务持保留意见，一旦他离开“游戏”，就其具有特殊利益的政治和地理区域表示接受。

在国际联盟框架内建立区域契约和联盟，在当时的形势下完全中止第16条，将允许建立政治和军事集团，它包含了一系列明显的危险。相反，删除部分规定，它将使可能的军事行动自然地受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控制。

该系统可以补充给那些希望保持在日内瓦系统之外的国家，加入关于发生冲突时进行国际协商的第11条，并为此审查了在适用第10条和第11条时要求一致同意的现行做法，这在实践中使他们无效。

马达里亚加先生建议强调国际联盟关于预防武装冲突的规定，而不是侧重于对不遵守《公约》国家的制裁，只要《公约》继续被视为一种制裁制度，它就是无效的，因为它实际上自动导致实施暴力措施。

这项预防性政策将有两个重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接受集体政策的必要性，作为实现集体安全的前提，要求每个国家承担责任，自行采取行动解决与它无关的局势是不现实的。因此，第六条的团结行动应扩大到政治和外交活动中的团结。

第二部分是加强第11条，而不是对不遵守规定施加制裁，因为这样一来，它将成为另一种第制约，这是1931年《关于预防战争措施的公约》的核心。

马达里亚加认为，所有这些都可以进行，而不会造成过多的法律复杂性。这一进程属于会员国国家主权的范畴，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有权执行上述制度，只需将其决定通知国际联盟秘书处外，无需进一步的手续。

马达里亚加提议中立国家集团为此提交一份联合文件，该文件将特别重视该倡议，马达里加备忘录对西班牙政府没有约束力。尽管如此，它仍愿意同中立集团的其他政府讨论这个问题。

中立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办法，但是“七人”的“明示”就出现了，丹麦外交部长联合声明，芬兰，荷兰，挪威，瑞士和西班牙，将于1936年7月1日在日内瓦发表意见。

瑞典外交政策史的基本史学著作提到了“七国会议”，1936年5月9日在日内瓦签署的《国际联盟宣言》是“在国际联盟框架内采取共同中立政策的伟大尝试”。

马达里亚加的想法是由瑞典自己提出的，1936年8月20日，北欧部长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交给国际联盟秘书长的文件草案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瑞典不准备允许自己在会员国受到攻击时卷入军事制裁制度。

无论如何，建立一个中立国公约的兴趣一直持续到世界大战的开始。1937年瑞典外交部长遗憾不能指望西班牙代表，由于西班牙目前的战争形势，他们希望将来能参与其中。

瑞典外交部长没有错，西班牙与瑞典作为中立国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的特殊关系从共和国开始，在西班牙内战后不久，弗朗哥将统治西班牙，而世界大战将切断这些关系，虽然不是立即，但他们有时间为瑞典-西班牙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和平。

瑞典几乎没有注意到，它只专注于实现其首要目标：不卷入战争！

如前所述，很多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公平。相反，分析的外交文件似乎表明，瑞典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如西班牙，这是一个积极的角色，对待外界事物有兴趣，也有负责任的主动性、创造和维护。

就其能力而言，在国际联盟内创造一种有利于合作的环境，以避免大家所害怕的战争，这在当时是一个真正的威胁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