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浙江融媒体】
“终于有最高法的明确规定了!”“我们有望见到自己的孩子了”……5月30日，朱莉将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号的一篇推文转到了“紫丝带妈妈”微信群，群里立刻沸腾了。
作为“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发起人，朱莉身后是400多位有着大体相同遭遇的母亲———年幼的孩子在婚姻存续期间被男方抢夺藏匿，依法解除婚姻关系后，即便手握抚养权或探视权，她们依然找不到孩子。
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与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
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任何一方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或者阻碍另一方行使监护权、探望权。对违反规定的，人民法院将对其开展监护职责教育和家庭教育指导。
六一儿童节前夕，两部门联合发布《意见》，让母亲们在寻找被藏匿孩子的路上看到了亮光。另一方面，如何真正避免因为婚姻破裂造成亲情割裂，仍然是个有待多方努力解决的问题。
被抢走的孩子
“当前，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已成为离婚案件中的高发事件，这一现象既是司法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段农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国家司法层面的关注和重视，让长期关心帮助“紫丝带妈妈”群体的律师，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郭小明倍感振奋。30日下午，他在出差途中收到消息，当即转给了几位当事人，“大家都很高兴，《意见》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必将对今后抢夺藏匿孩子的不正之风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也会为法院在离婚抚养权、婚内监护权、探望权等案件中的裁判提供更具体明确的依据。”
事实上，抢夺藏匿孩子在离婚案件中频发，在几年前已有数据支撑。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曾做过一个统计，她和团队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抽取了749个涉及抚养权和探望权的案例，时间跨度从2007年到2020年。研究分析发现，涉及到孩子抚养权和探望权起诉到法院的诉讼中，12.68%的案件都伴有抢夺藏匿孩子的行为，实施方多为父亲一方。
公开报道的案例里，抢夺藏匿往往发生在婚姻关系彻底结束之前，孩子成为最后的博弈筹码。抢夺藏匿方的最终目的通常是抚养权，以及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中占得优势。
紫丝带妈妈们联名录制视频呼吁社会关注 图源：紫丝带妈妈官方微博
2022年10月，浙江妈妈吕馨（化名）不满三岁的儿子被生父带走藏匿，半年时间里，吕馨找遍了她能想到的所有地方，然而一无所获，“孩子不见了，他爸爸只有一句话——离婚，孩子归他。”
最开始，吕馨还能和孩子视频，讲睡前故事，但今年2月的一次视频通话时，孩子问起什么时候能见到妈妈，吕馨哽咽着追问，“你在哪里？妈妈去接你！”也许是这句话，让孩子生父感受到了威胁，此后，母子间仅有的视频见面机会也被剥夺。
无助的吕馨加入了朱莉组建的“紫丝带妈妈”微信群，找孩子的妈妈们在群内分享维权经历，抱团取暖。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人进群，大家统一将群昵称改成省份+孩子性别年龄+维权阶段，吕馨的群昵称是“浙江儿子3岁离婚诉讼”。
“我不会放弃抚养权。”4月，吕馨和丈夫的离婚诉讼立案，有过来人提醒她，诉讼离婚会是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长达一两年”。吕馨明白，留给她的时间并不多，3岁的宝宝正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时期，随着时间线的拉长和空间上的分离，孩子与她的情感羁绊会越来越淡，在不少抢夺藏匿孩子的案例里，这种成长过程中的被迫缺席，以年为单位无限延长。更为残酷的事实是，法院在决定抚养权归属时，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把孩子判给与其长期分离的母亲，意味着改变孩子熟悉的学习生活环境，法官将不得不考虑这点。
补齐的拼图
从2019年起，郭小明律师开始担任“紫丝带妈妈”的公益援助律师，为她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同时不断呼吁在惩戒抢夺藏匿孩子行为上，完善立法并加强法律的落地执行。
“最高法和全国妇联这一动作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一路走来，郭小明见证了在这个社会痛点问题上，法律的拼图被一块块补齐，他认为，《意见》的出台，对抢夺藏匿孩子争夺抚养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对未成年人保护都是重要的补充。
潮新闻梳理发现，在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法律诉讼中，最常被提及的是2020年10月17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
在国家法律首次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做出规定后，2021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出台，这是我国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其中第二十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
2022年1月1日，《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已有多地以“第二十条”为依据，对抢夺藏匿孩子，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一方开出首张“家庭教育令”。就在5月30日《意见》出台当天，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一起典型案例：男子离婚后藏匿幼儿争夺抚养权，被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图源：北海市银海区妇女联合会
在5月3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段农根也提到了《意见》出台背景，其表示，2022年《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全国各级法院采取一系列举措，取得明显成效。但各地法院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在名称、形式、内容和适用情形等方面不统一，对执行方式缺乏明确规范。为准确适用法律，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最高法会同全国妇联制定了本《意见》。
郭小明认为，《意见》的出台是在《家庭教育促进法》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更有操作性，更具指导意义，“在司法实务中可以作为地方法院裁量的直接依据。”
执行，还是执行
作为“紫丝带妈妈”公益群体的发起人，也是这个群体曾经的一员，在推动立法和加强执行的路上走了近四年，朱莉亦是感慨良多。自2019年10月至今，她们一直将呼吁立法和推动法律完善作为群体目标。紫丝带妈妈们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遭遇、写下百人联名求助信、连续四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向人大代表递交相关立法建议，宝贝回家创始人张宝艳、作家蒋胜男、江苏省律师协会会长车捷相继为她们发声，“很欣慰，最高法、全国妇联确实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很重视，说明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欣喜之余，朱莉很快从情绪中抽离出来，她和在泥淖中前行的母亲们，最关注的，还是执行。
事实上，无论是修订后的《未保法》，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仅明确了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是国家明文禁止的行为，却缺乏配套细则及违反后的惩罚措施。具体到个案的判罚上，不同地区差异很大。
2022年7月，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国内首例婚内监护权纠纷案件，被不少紫丝带妈妈视为“里程碑式”的判例。该案中，孩子父亲将尚在母乳喂养期的孩子强行抱走，并以各种理拒绝女方探望。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女方以监护权纠纷诉至法院，保定中院对该案作出二审判决，对“抢孩子”行为给予否定，判决男方在指定期限内将女儿送交孩子母亲直接抚养。
2022年9月19日，保定市召开发布会，介绍保定市筑牢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屏障情况。图源：保定市中院
保定的“国内首例”之后，郭小明办了不下20个婚内监护权的案子，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立案，到一审、二审，每个环节的推进都不容易，耗时基本在半年以上。“有的地方法院说，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婚内监护权，有的直接不予立案，更多的法院想通过调解来解决。”
潮新闻梳理实际案例发现，很多时候，母亲们即便走过漫长的离婚诉讼，拿到了抚养权，依然要面对执行上的困境，手握抚养权的母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去哪儿找我的孩子，和那个“社会性消失”的孩子生父？
“拒不履行判决，是大多数抢夺孩子方在另一方获得抚养权后的惯常做法。” 资深婚姻家事律师、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专家李莹此前接受潮新闻采访时表示，这种情况，可以按照妨碍民事诉讼处理，处理办法通常是限制高消费、罚款或拘留（最多15天）。此外，根据《刑法》规定，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是在实践层面，因抢夺藏匿孩子拒不归还而被定‘拒执罪’的案例并不多见，常规的手段还是限高、限消、上失信名单，违法成本很低，威慑作用并不大。”
郭小明认为，在执行层面，现阶段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是最高法修订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界定“抢夺藏匿行为”，给地方法院统一的判断标准，明确哪些“拒执”情形可以进入刑事案件的程序，其次是公布一些典型案例，“比如一方有抢夺藏匿孩子行为的，在离婚时抚养权的判决上就应该体现出来。”
6月1日，吕馨给孩子买的儿童节礼物终究没有寄出去。分别半年，她已拿不准儿子的衣服尺码，也不知道他最近是爱上了汪汪队还是小猪佩奇，更无力的是，她并不知道孩子的地址。她把礼物归置到孩子曾经的小房间，“等他回来时给他，我想让他知道，妈妈是爱他的，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妈妈一直在努力。”
吕馨给儿子准备的六一节礼物。受访者供图
潮新闻 记者 薛昊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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