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的语言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句法奇特：一句话中间插着一句甚至多句，作为解释或补充；有些句子过于繁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他却不厌其烦地使用。读者沉浸于他所创造的语境中，常常需要回过头来再读一遍，琢磨他所表达的意思。
人的思想有多面性，身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同样如此：对美国梦的清醒认识，对黑人权利平等的呼吁，对个人自由、写作自由的崇尚，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偏见。
一、对美国梦的清醒认识
《论隐私权——美国梦：它出了什么问题？》
前半篇讲述美国梦，后半篇以隐私权为引子指出问题所在。虽写于七十年前，却表明当时的美国就已出了问题，即使放到现在也适用，而且，美国的现状可谓过犹不及。
“问题是在于：在今天的美国，任何一个组织或是团体，只须打出一个旗号，叫出版自由或是国家安全或是反颠覆联盟什么的，便可以自以为有权全然歪曲任何人的个人自由。”
二、对共产主义的偏见
《论恐惧——阵痛中的边远的南方：密西西比（美国梦：它出了什么事？）》
《在南方历史协会上的讲话》
这两篇文章均以当时（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苏联为靶子，对极权政府表达不满。假如福克纳穿越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否会改变当时的想法呢？
三、给舍伍德·安德森的系列书评
《舍伍德·安德森》
评论其作品的成熟与否，用安德森家乡俄亥俄州盛产的“玉米”比喻，很贴切，有神来之笔。
“正如玉米中有的棒子结得稀稀拉拉，有的棒子长得格外壮实一样，安德森先生的书目中也有弱一些的作品与强一些的作品”。
四、随笔集初版及增补版中的《公开信》部分，大多是写给报社编辑的澄清信，没有太多有价值的内容，不读也罢。但其中一篇除外：
《致新奥尔良〈新闻报〉》
一九二五年春，新奥良《新闻报》每周悬赏十美元，征求对“婚姻出了什么毛病”的每周最佳回答。福克纳去信并得到了奖赏。
“双方都必须记清楚，他们有一个希望去创造并得到的目标，他们务必共同为此而努力，并且还要学会容忍对方。”
《对松林庄园初级大学毕业班所做的演讲》
福克纳对“‘家’意味着什么”做了阐述。
“似乎有了家，精神、爱与忠诚便能得到和平与安定，并且有了去爱去忠诚、去奉献与牺牲的场所了。家不仅意味着今天，而且意味着明天与明天的明天，以及更多的明天与明天。它意味着某一个人贡献爱、忠诚与尊敬，给值得接受的另一个人，某个相配的人，这个人的梦想与希望亦即是你的梦想与希望，这个人想要做与为之做出牺牲的事也正是你们两人要一起永远坚持到底的事；”
这两篇文章，对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姻与家庭”观，有所启发。
五、福克纳说：
“要相信，要相信纯的价值，要更多地相信。不仅相信价值，而且要相信忠诚与完整的必要性；为艺术选中并甘愿忠于艺术的人是幸运的。”
“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即：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
“深深地爱着这里虽然他也无法不恨这里的某些东西，因为他现在知道你不是因为什么而爱的；你是无法不爱；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好的东西，而是因为尽管有不美好的东西你也无法不爱。”
“诗人的、作家的职责就是写这些东西。作家的特殊权利就是帮助人坚持活下去，依靠鼓舞人心，依靠让他记住，勇气、尊严、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荣。”——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词
“时代改变了我们，但时代本身却没有什么变化。”
“美国人能当上一位作家却并不一定也是一个思想家。欧洲的作家，如果当上了作家，必然自身也是所有其他相关的智力活动的成员之一。美国作家却可以成为一个作家而全然与理念的世界无关。”
杨思革 2023年5月3日于郑州
精彩书摘：
记舍伍德·安德森
在他的作品里，他有时是一个滥情主义者（莎士比亚有时候也是如此），可他从来不是一个掺假的人。他从来不语焉不详，从来不庸俗化，从来不走捷径；从来都是怀着一种谦卑，甚至是一种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写作，以一种几乎让人怜悯的至诚、忍耐、甘愿臣服和自我牺牲的态度来对待写作。他仇视下笔千言；如果人家写得很快，他认为里面准保掺假。他有一次告诉我：“你有太多的才能。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东西来，而且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如果你不小心，你会什么也写不成的。”
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比从这件事里学到的要多，至于我有没有也一直遵照着他其他的教导实行，那是另一回事。我学到的是：作为一个作家，你首先必须做你自己，做你生下来就是那样的人；也就是说，做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你无须必得去口是心非地歌颂任何一种传统的美国形象，像安德森自己与德莱塞所独有的让人心疼的印第安纳、俄亥俄或爱荷华州的老玉米或是桑德堡的畜栏以及马克·吐温的青蛙。你只需记住你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学着写，”他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关系不大，只要你能记住它也不为这个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因为，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是极其重要的。”
正因如此，一个血管里有墨水的人不仅仍然能而且有时还必须在美国内部不断地走来走去，不断地走来走去边倾听边观察边学习。正因如此，像你我这样的没有学问、没有学历的土老帽不仅有机会写，而且还必须写。美国所要求的一切就是观察它、倾听它、理解它，如果你做得到的话。不过理解也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相信美国，即使你并不理解它，接着试着叙说美国，把它写下来。文章绝不会一下子就很精彩，不过总还有下一次呢；墨水和纸张总不会缺，也总有你想理解和要告诉别人的东西。这一次说不定也还是不完全对头，不过它也有下一次嘛。因为到了明天美国将变成截然不同的另一样东西，一样更丰富更新颖、值得你去观察、倾听并试图理解的东西，即使是你不能理解、无法相信的东西。
要相信，要相信纯的价值，要更多地相信。不仅相信价值，而且要相信忠诚与完整的必要性；为艺术选中并甘愿忠于艺术的人是幸运的，因为艺术的报酬是不会落到邮差头上去的。安德森把这些道理推向极端。
这时候我记起了《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镇》《鸡蛋的胜利》还有《马与人》里的某些篇章，我知道我在看着、注视着的是一个巨人，他所在的世界上居住着的大部分——绝大部分——人都是侏儒，虽然他只做出过两次或是三次与巨人身份相称的举动。
密西西比
又回家了，回到他的故土；他是这里出生的而他的骨殖也将在这儿的泥土里沉睡；爱这里即使同时也恨这里的某个部分：爱河边的莽林和四周的群山。
深深地爱着这里虽然他也无法不恨这里的某些东西，因为他现在知道你不是因为什么而爱的；你是无法不爱；不是因为那里有美好的东西，而是因为尽管有不美好的东西你也无法不爱。
做客新英格兰印象
给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这片土地，而是这里的人——男人、女人，他们都那么有个性，他们把个性的完整与个人的隐私权看得那么高，那么珍贵，就如同他们看待个人的自由一般；他们把那些看得那么高，因此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别的男人、女人也都是“个人”，也是这样对待他们，做法很简单，那就怀着绝对、全然的尊敬与礼貌，让他们去自行其是。
因为，他是自由与有个性的，如此的性格并不是土地贫瘠多石所造成的——这里土地贫瘠，冬季艰苦漫长——照说这会影响他的命运，不过恰恰相反：他出于自愿有意地选择了那样严峻的土地与气候，因为他知道自己足够壮实，能够应付这一切；他是由悠久的传统培育成长的，这传统将他从古老、破败的欧洲送出来，使他可以得到自由；它教会他相信，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证明生活必须是舒适、柔和与易于控制的，有个性，有隐私权，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一个人无法适应任何地方的任何环境，那么他从一开始起最好别来侍弄泥土。
一个傻瓜在林克沙德
可是（重复一遍）时间不会太长，因为那个傻瓜也不太相信这一点。我们——美国人——喜欢观看比赛；我们喜欢替别人把激动、胜利或是成功的狂热情感发泄出来。不过我们也喜欢自己参加比赛：好发泄掉自己的胜利或是畏惧的感情。
只是他（那个傻瓜）确实不懂，一场职业冰球比赛，其目的无非是为双方的老板赚取可观、合理的利润，与我们的国歌又有什么相干。我们到底惧怕什么?是不是我们那么不相信我们的国民性格，那么惧怕关键时会对它把握不住，以致我们不仅不敢举行一次专业的体育比赛、一次美女表演或是一场地产拍卖。
在这个境界里，“荣誉”只是一个休止符号而“真理”仅仅是一个角度。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肯塔基：五月，星期六
这片土地也认识林肯，在这里，古老、久经风雨、结实的原木围栏圈起了圆山包翠绿、圣洁的步履，山头上耕耘的痕迹早已弥合不见，苍老的大树把浓荫泼洒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古老小木屋上，在这里，那个小娃娃初次睁开眼睛见到阳光；如今，风声和鸟鸣依旧，娃娃初次面对大路时听到的其他声音却已阒寂无存，这条大路将把他引向名声显赫，引向从容赴义——除非你愿意想象那个人的声音仍然回响于某个地方，向他诞生地的景物诉说着什么，用的是明澈、无可比拟的散文，他曾用这样的散文提醒我们需履行什么职责与义务，如果我们希望国家仍然是统一的话。
在过去，马是用来把人自己的身体、他的生活用具与商业上的生财用品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的。如今，它所移动的仅仅是人的银行账目的局部或是全部了，不是通过对马的赌博，便是通过试着对它的拥有与饲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马不像人所驯服的其他动物——牛、羊、猪、鸡和狗（我没有将猫包括进去；人类从来也未曾驯服过猫）——在经济上它已经过时了。然而马仍然存在，而且说不定会继续如此，只要人类存在，它也会存在，一直到牛、羊、猪、鸡，以及控制与保护它们的狗都已消失，它还会存在。
论隐私权——美国梦：它出了什么问题？
这曾经是美国的梦想：地球上存在着庇护个人的一处避难所，存在着这么一种状况，进入了这种状况他不仅可以逃避像重物似的压在他头上的那种专制势力经营已久、组织严密的等级制度，而且还可以摆脱那件重物，教会与国家的专制力量在那团重物里压制他、束缚他，使得他个性丧失殆尽，毫无活力。
问题是在于：在今天的美国，任何一个组织或是团体，只须打出一个旗号，叫出版自由或是国家安全或是反颠覆联盟什么的，便可以自以为有权全然歪曲任何人的个人自由——一个人的隐私权，可是没有了隐私权他也就不成其为个人了呀，没有了这种个人特点他就什么都不是，也不值得拥有与保留任何东西了——这样的个人并非那些组织与团体的成员，那些组织数目多、财力足，完全可以使那些势力退避三舍。
曾经让自由任意翱翔的美国天空，曾经让解放通畅呼吸的美国空气，如今已成为一股紧紧推挤以消灭自由与解放的巨大压力，通过消灭人的隐私权的最后痕迹（没有隐私权人也不成其为人了），进而消灭人的个性。
我很担心，（到那时）那些墙壁自身，透明的也好不透明的也好还能够立住，对抗得了那阵强风，那股力量，那种猛烈冲劲，它如晴天霹雳般直刺以多种面目出现却又相互关联的美国苍穹，借它们的那些怒气冲冲、自己免疫的大祭司的嘴大声喊出一个又一个的字词：“安全”、“颠覆”、“反共”、“基督教”、“繁荣”、“美国生活方式”、“旗帜”。这些字词的任何意义早已被阉割掉，它们仅仅被当作工具与手段，用来进一步约束人的个性。
致日本青年
人其实是很坚强的，没有任何别的，再没有其他别的东西——战败、忧伤、痛苦、失望——能跟人自身一样持久；人自身是能挺得过他所有那些痛苦的，只要他是做了努力——做了努力相信人，相信世上总有希望——去寻求，不是寻求一根仅能勉强支撑的拐棍，而是设法依靠自己的双脚站直，怀着相信总会有出路的信念，相信自身的坚强与忍受能力的信念。
我相信那是艺术——音乐、诗歌、绘画——之所以为人类创作而且让人类仍然准备去献身的唯一原因。艺术是人类为了记载历史——人类战胜灾难的耐力与勇气的历史，人类确定其希望的可实现性的历史——而创造或是发现出来的最为坚强、最为耐久的一种力量。
因为人类的希望即在于人类是否拥有自由。作家所说的普遍真理，其基础即是可以希望与相信的自由，因为希望只有是自由的才是能够存在的——这自由与解放并非系上天赐予的免费赠品，这是一种权利与责任，只有在人类有资格、配得上得到它，愿意为得到它付出勇气与牺牲并做出努力，然后又决心永远保卫它的情况下，人类才能拥有自由。
还有，那种自由必须是对全人类都适用的完全自由。
论恐惧——阵痛中的边远的南方：密西西比（美国梦：它出了什么事？）
我去的国家（当时）自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不仅仅如此，它们甚至都不是倾向于共产主义的，可是在我看来它们倒应该是的。于是我琢磨开了。接下去我突然不无惊讶地对自己说：那是因为有美国呀。这里的人仍然相信美利坚梦想呢；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美国梦出了点儿问题。他们相信我们，愿意信任我们，追随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物质力量——有那种力量的是俄国——而是因为个人自由、解放与平等的理想，我们的国家就是以这样的理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建立我们国家的先辈便是认定“美利坚”一词即系这一理想的别称的。
五年之后，这些国家仍然未曾共产主义化，之所以未曾，原因是这些：崇尚个人自由、平等与解放的理想，它们比共产主义理念强大，使它难以有所进展。我们可以因为这一点而感谢我们的天神，因为我们没有其他与共产主义相抗争的武器；在外交上，我们与共产党的外交家相比简直是三岁孩童，而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总是可以让生产承受损失的，因为在极权政府领导下，所有的生产力却可以都由国家统一支配。不过好在我们并不需要别的什么，因为“人可以是自由的”这一简单的信仰，这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运用好这样的信仰。
世界上可没有天生的平等那样的东西，而是只有做出努力确实配称才能得到平等：那是尽一生之所能，对不公正、压迫或是暴力全不畏惧地做了斗争才能获得的平等权利与机会。
致黑人种族领袖们的一封信
不过这里希望是有的，因为生命本身只是由于活着便有希望，因为活着便是存在着变化，变化必然不是走向进步便是走向死亡。
因此，如果我是一个黑人，我会对我的同种族的人说：“让我们永远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固守灵活性的原则。但是这样做时，永远要正直、不张扬、彬彬有礼，有尊严并且不迷信暴力。另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白人用了三百年教我们要有耐心；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得比他们好。让我们把这化为一件反对他们的武器。让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消极因素来运用这件武器，而是作为一件积极的武器。”
但是，我要对我们种族的领导人特别叮嘱一句，我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够资格得到平等，这样我们在得到它之后才能保住它不丢失它。我们必须学会负责任，负平等的责任。我们还必须学会，无须任何约束的'权利’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不需任何代价就能给予的东西，它本身就是毫无价值的。”
阿尔贝·加缪
像一切艺术家那样，他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索自我和让自己回答只有上帝能解答的问题上；当他成为他那一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打电报给他说“向永恒地自我追求、自我寻找答案的灵魂致敬”；如果他不想相信上帝，那他当时为什么不中止追求呢？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探索自我与追问自我；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我不相信答案能给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找，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具有人类荒谬性的某个脆弱的成员来寻求。这样的成员从来就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经在门的这边写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对死亡有着共同的预感与憎恨的每一个艺术家所希望做的事，即：我曾在世界上生活过。当时，他正在做这件事，也许在光明灿烂的那一瞬间他甚至都明白他已经成功了。他还能何所求呢？
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词
我感到这份奖并非授给我这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劳作的——那是深陷在人类精神的痛苦与汗水中的一辈子的劳作，之所以劳作，不是为了荣誉、更不是为了利润，而是想从人类精神的材料中创造出某种过去未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仅仅是交托给我保管罢了。
青年作家必须重新学会这些。他必须让自己懂得，所有事情中最最卑劣的就是感到恐惧；他还必须让自己知道要永远忘掉恐惧，占领他工作室全部空间的只能是远古以来就存在关于心灵的普遍真实与真理，缺少了这一点任何故事都是转瞬即逝、注定要灭亡的——关爱荣誉、怜悯、尊严、同情和牺牲，这些就是普遍的真理。
除非他重新学会这些，不然的话，他写作时就仿佛是置身于人类末日的厄运中，观看着这末日的来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会来临的观点。
我相信人不仅仅会存活，他还能越活越好。他是不朽的，并非因为生物中唯独他具有永不枯竭的声音，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能够同情、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的、作家的职责就是写这些东西。作家的特殊权利就是帮助人坚持活下去，依靠鼓舞人心，依靠让他记住，勇气、尊严、希望、自豪、同情、怜悯和牺牲，这些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荣。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成为帮助人类忍耐与获胜的那些支柱与栋梁中的一个。
对密大附属高中毕业班所做的演讲
能拯救人的是人类自身，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塑造而成的，正因如此才有能力与意志区分开正确与错误，并且能够拯救自己，因为人类是值得拯救的；——人，个人，男人与女人，他、他们，将永远拒绝被欺骗、被恐吓与受贿赂，以致丧失斗志，不去履行权利以及责任，在正义与非正义，勇敢与怯懦，牺牲与贪婪，怜悯与自私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将永远相信，不仅是相信人有权利摒弃不正义、贪婪与欺骗，而且有责任与义务去促成正义、真理、怜悯与同情的实现。
因此，永远也不要害怕。永远也别害怕提高你的声音，去赞成诚实、真理与同情，反对不正义、撒谎与贪婪。
在一个世代里，所有的拿破仑们、希特勒们、恺撒大帝们、墨索里尼们、斯大林们和其他那些渴望权力且利欲熏心的人，以及那些仅仅是自己感到困惑、无所适从与恐惧的小政客们、小帮凶们，他们曾经、正在或是希望利用人的畏惧心理与贪得无厌来奴役人类，这样的人必将从地球上消失得一干二净。
对松林庄园初级大学毕业班所做的演讲
这个世界出了毛病，它的毛病就在于它还没有完工。它并未抵达那个工序，倘若这道工序做完，负责人就会给这件活儿签上名字，说一声：“齐活儿。干完了，它转得顺溜着哩。”
因为只有人才能完成这样的活计。能完成的不是上帝，而是人。得由人来选择，到底要终结这个世界，把它从漫长的时与空的编年史里抹掉呢，还是要完成它，这是人的崇高命运，也是他的不朽的明证。这不单单是他的权利，而且也是他的特权。
因为，正常生活起始自家庭。我们都知道“家”意味着什么。家不一定必须是地图上标定的一个地方。它可以移动，除非给家下定义的那些古老的、得到确证的价值观（它认为没有了某些因素家就不复存在）也一并被考虑在内。家不一定非得意味着或是非得要求有物质上的舒适，更不要说是（它从来就未曾是过）让精神安定的物质基础了，似乎有了家，精神、爱与忠诚便能得到和平与安定，并且有了去爱去忠诚、去奉献与牺牲的场所了。家不仅意味着今天，而且意味着明天与明天的明天，以及更多的明天与明天。它意味着某一个人贡献爱、忠诚与尊敬，给值得接受的另一个人，某个相配的人，这个人的梦想与希望亦即是你的梦想与希望，这个人想要做与为之做出牺牲的事也正是你们两人要一起永远坚持到底的事；
这个人你不单单爱而且还很喜欢，需知喜欢是两者之中更为重要的，它必定比我们年轻时认为是爱的那件东西更能持久，因为没有了喜欢与尊敬，爱本身是不可能持久的。
家不仅仅是四堵墙壁——某条街上的一所房子，一个庭院，大门上有一个门牌号码。它可以是一个租来的房间或是一套公寓——任何四堵墙，里面装载着一场婚姻或是一项事业，也许是同时装载着婚姻与事业。但必须是这样它才能成为一个家：那儿所有的房间或所有的公寓套间，那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那个街区里的所有的街道，那儿的人逐渐都有着同样的憧憬、希望、问题与责任，他们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有机体。
接受国家图书奖的小说奖时的答词
或许我们注定会失败还是件好事，因为，只要我们是在失败，只要我们手里继续掌握着激情，我们便仍然会去尝试；在这样的创作活动里，如果我们的确实现过梦想，比肩过大师们的形式，丈量过完美的巅峰，那么，剩下来就再没有什么可做的了，除了从山峰的另一侧跳崖自尽之外。
不是去告诉这一个艺术家，而是告诉这个世界，告诉这个时代本身，他干得很不坏。去告诉大家，即使失败了也是值得的和足以钦佩的，只要他的失败是足够辉煌的，他的梦想是足够辉煌的，是足够高不可攀的，然而又是永远足够珍贵的，因为那梦想是指望着要达到十全十美。
在美国艺术文学学院向约翰·多斯·帕索斯颁发小说金质奖章时的演说词
艺术家、作家千万不能对他企图要达到的目的有所怀疑；他的目的，他的梦想一定要非常之高，足以与他心里的向往、他努力攀登时所付出痛苦相对称。但是对于他走向目的的能力、方法、技艺和本事，他却必须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向弗吉尼亚大学英语俱乐部所做的演讲
让我重复一遍：我并未读过当代作家的全部作品；我还抽不出时间。因此我只得谈我所了解的那些。我现在想到的是我认为应列为最最好的那一部：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是因为这一部如此充分地显示了我打算要说的道理：一个青年人，不管持有什么古怪的主张，总有一天必须当一个成年人的，他会比某些人聪明，会比大多数人更加敏感，他（他甚至都不是出于本能才这么称呼它的，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本能）也许是因为上帝使他头脑里有这样的想法的吧，他爱成年人，希望成为大人的一员、人类的一员，他想参加到人群里去，但是失败了。在我看来，他的悲剧不在于，如他或许会想的那样，自己不够坚强、不够勇敢或是不值得被接受进人类。他的悲剧在于，当他企图进入人类时，人类根本就不在那里。
在我看来，这就是那位青年作家的困惑。要防止人类被摄去灵魂，如同公马、公猪或公牛受到阉割一样；要在为时太晚之前不让个人被无名化，不让人类从被称为人的那类动物中消失。这不仅是青年作家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问题。说到拯救人的人性，有谁是比作家、诗人、艺术家更能胜任的呢，因为最畏惧人性丧失的也就是这些人了，人的人性，这正是艺术家生命的血液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全国委员会所做的演讲
赫鲁晓夫先生说，警察国家的共产主义将埋葬自由国家。他是位聪明的先生，他知道这是胡说八道，因为自由，人类对人类精神的朦胧观念与信仰，正是他自己国家一切麻烦的原因。不过如果他的意思是说共产主义将埋葬资本主义，那他是对的。
《福克纳读本》前言
那就是去振奋人心；这适合于我们全体：对于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的，想写纯粹消愁解闷作品的，想写惊悚作品的，以及仅仅为了自己能从个人痛苦中逃避出来的，全都适合。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写作的目的。有些人知道，却不承认，免得被指责、被自己视作与判定为滥情主义者，出于某种原因，当前大家对这顶帽子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我们当中有些人似乎对于心脏的位置有些古怪的看法，把它与别的更原始卑下的腺体、器官和行为混为一谈。不过我们全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写作的呀。
这并不是说我们有意要改变人与改造人，虽然这是我们当中某些人的希望——也许甚至是意图。相反，归根到底，这样的振奋人心的希望与意愿是全然自私，全然个人的。作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振奋人心，因为这样做他可以对死亡说不。
评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归来》
有一种胜利不以成败计算，连战胜者自身都全然不知那是胜利。远离失败的战场、铜刻的姓名、铅铸的坟墓的一湾回流、一片浅滩，在一旁守卫与做标志的并非飞扬跋扈的，手臂粗若男子、擎着棕榈枝与刀剑的女神，而是几个代表着失望自身的沉思的、纹丝不动的侍女。
人似乎不太经受得住过多的顺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更是如此了。失败对人，对民族、国家，却有好处。胜利是焰火，是炫目的光辉，是一时之间的成仙成圣，那样的境况因为需要与时间巧妙配合才能实现，故而必定短命：胜利是终结时四下迸射的火花，跟着便是垂死与一片死寂，留下的也许仅仅是一个词语、一个名字、一个日期，给孩子们的初级历史课本平添一项单调枯燥的内容。而失败，违反人的信仰与愿望给他带来好处的失败，却让他别转身子，独自面向能够支撑他的那一些：他的战友、他的同种族的兄弟；他自己；大地，无情的泥土、汗滴凝成的纪念碑与坟墓。
灾难是有道理的与意味深远的，而胜利则是不言自明、无须解释的。它存在，这便足够了：这是良好的屏障与掩护；直截了当，一锤定音：能够审察它的唯有历史。正当整个当代世界注视着失败者时，那未曾失败的人则因为此一事实而得以存活。
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时间会显示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指的是他和我的同时代人）所能写出的最优秀的单篇作品。这一次，他发现了上帝，发现了一个造物主。迄今为止，他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自己形成的，是用自己的泥土自我塑造成的；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也都掌握在每一个对手的手里，仅仅为了向自己、向对手证明他们能做到何等的坚强。可是这一回，他写到了怜悯，写到了存在于某处的某种力量，是这种力量创造出了他们全体：那个老人——他一定要逮住那条鱼然后又失去它，那条鱼——它命定要被逮住然后又消失，那些鲨鱼——它们命定要把鱼从老人的手里夺走；是这个力量创造出这一切，爱这一切，又怜悯这一切。这是很对的。赞美上帝，但愿创造出、爱与怜悯着海明威的那种力量——不管那是什么——约束住海明威，千万别让他再改动这篇作品了。
诗歌，旧作与初始之作：一个发展历程
从此时开始，道路变得明朗了。我读莎士比亚、斯宾塞，还有伊丽莎白时期的大家，以及雪莱与济慈。我读“你委身'寂静’的、完美的处子”，发现这里有一潭静水，不过除此之外它又是很坚强和具有活力的，平静，却自有内在的力量，而且像面包一样管饱。那样美丽的知性，对自己的力量是那么的有把握，因此是无须用狂暴的行动来制造幻想的力量的。就以《夜莺颂》《希腊古瓮颂》，还有“让人听的音乐”等等来说，这里自有一种精神美，那是现代派诗人苦苦追求却一无所获的，但是在这精神美的底下，我们知道，有内脏；还有阳刚之气。
我偶尔也在杂志上见到现代诗歌。
时代改变了我们，但时代本身却没有什么变化。
论批评
沃尔特·惠特曼说过——这话是夹在大声怒吼与绷紧肌肉发出的陈词滥调之间说出来的——如果想要有伟大的诗人，那么也必须要有伟大的读者。
舍伍德·安德森
人是从土壤中长出来的，像玉米与树木一样：我倒愿意认为安德森先生是他家乡俄亥俄州的一片肥沃的玉米地。正如他在自己的故事里所讲的那样，他的父亲不仅肉体上为他播下种子，而且往他身上灌输了做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那种信仰，那就是相信自己的感情是很重要的，父亲另外还灌输给他一种欲望，迫切希望把自己的感情诉说给别人听。
《俄亥俄州的瓦恩斯堡镇》
书的标题何等的简单！那些故事也是写得非常简练：很短，他讲述故事，戛然而止。正是他的缺乏经验，以及他的极其不愿浪费时间或纸张，教会了他掌握天才最基本的要素之一。一般地说，作家的初作总显示出较多的虚张声势，要不就是很啰唆乏味。但是《瓦恩斯堡镇》里这两种毛病都没有。安德森先生在写他的乔治·威拉德们、沃许·威廉斯们与银行家怀特的女儿们时，是小心翼翼、不显露自己的，仿佛他是在想：“我算是什么人呀？竟然去刺探那些人的灵魂，他们跟我一样，也是从这同一片土地里蹿出来的，也和我一样，忍受着同样的痛苦。”
……这些人物都是活的，会呼吸的：他们都很美丽。……在他们所有这些人的背后，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上面长着玉米，不论是青翠的春天，迟缓、丰收的炎热的夏天，还是严酷、阳刚的冬天，都没能伤害这些玉米，反而倒使它们更加强壮。
《前进中的人们》
正如玉米中有的棒子结得稀稀拉拉，有的棒子长得格外壮实一样，安德森先生的书目中也有弱一些的作品与强一些的作品。继《瓦恩斯堡镇》之后出版的《前进中的人们》就不免令人失望了。
《饶舌的麦克佛逊的儿子》
无论是在《前进中的人们》中还是在《饶舌的麦克佛逊的儿子》里，都从根本上就缺少一种幽默感，而且还严重到如此地步，使这种缺乏对作者起了妨碍的作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成长中的玉米又哪有时间顾及幽默呢。
《穷白人》
这棵玉米仍然在成长。饥饿的乌鸦再也妨碍不了它，也无法把它的根叼离土地了。在这本书里安德森先生似乎又把手指、脚趾重新插入泥土，像他在《瓦恩斯堡镇》里所做的那样。
《多种婚姻》
按我看，这只棒子没有长好，因为这不像是安德森先生的作品。我不知道它由哪里来的，不过我很清楚，它不是《瓦恩斯堡镇》与《穷白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作者也因此而离开了土地。他一离开土地，便会迷失方向。再一次，幽默是全然没有的。……可是，这个故事却赢得了当年的日晷奖，因此我很可能是看法错了。
《马与人》
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让人想起《瓦恩斯堡镇》，但是它却更加老到。在读过此书后你不由得想把《瓦恩斯堡镇》找出来再重读一遍。这会令人产生疑问，短篇小说没准不能算是安德森先生最最合适的形式。……依我之见，《我是一个傻瓜》真能算是美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了，它写的是一个男孩对自己的职业（赛马）与身体的青春期的骄傲，写他深信会出现一个美好、热情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专为精英们赛马而创造出来的，还写他年轻人异教徒式的欲望，想让自己显得壮美一些以博得他心目中那位女士的青睐，正是这一点使他最终大为出丑。这里表现了一种个人的情绪，但是能引起人类很大的共鸣。
马！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多么有煽动力的字啊。诗人们把马当作一个象征，多少王国都是亏得有马才能打到手的；有史以来，马在王者运动项目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振响起雷霆般马蹄声的古罗马的四马双轮战车比赛起一直到现代的马球比赛。马的历史和人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一旦拆开两者都生存不下去，合在一起他们便能参加到诸神的不朽之中来。没有别的动物能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有同样的位置，连狗都不能。有时候，人会无缘无故就对狗踢上一脚的。
《讲故事人的故事》
不过玉米还是越长越茁壮了：我认为《讲故事的人的故事》的前半部是他所做过的最好的人物刻画；不过作为整个的一本书来看，我同意卢埃林·波伊斯发表在《日晷》上的看法：它还不能算是安德森先生对美国文学的最佳贡献。
我自然无意说安德森先生缺乏幽默感。他是有的，他一直是有的。
居然有人指责说他受到俄罗斯作家的影响！要不就是任何别的人的影响。他最亲密的朋友中的一个称他为“阳具崇拜的契诃夫”。他可是一个美国人，不仅如此，还是个中西部人，是泥土之子：他是个自成一路的典型的俄亥俄州人，就跟哈定，在他自己的路数上，也是典型的俄亥俄州人一样。安德森有一片充满故事的玉米地，也有一条讲故事的舌头。
我无法理解美国的这种热情，非要给本土的东西起上一个异国情调的名字，什么“马里兰”烤鸡啦！“罗马”口味啦！奥马哈的“济慈”啦！而舍伍德·安德森又成了“美国”的托尔斯泰！我们像是得了地理上东拉西扯的毛病。
在文化自由大会上的讲话
我相信，在场的法国成员的智慧再加上美国人的肌肉，这乃是欧洲走向解放的基础。
我认为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是对法国欠下情分的，我也相信，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都是应该为这个国家多少做出一些贡献的，对于人类自由与人文主义思想来说，法兰西永远都是大家共同的“母亲”。
在美国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按照我的看法，没有两个民族是拥有共同的文化的（除非他们恰好都基本上信仰同样的东西），就像有的民族推崇自由，而另一些民族却相信农奴制度。
我相信所有的民族与种族集团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例如日本文化，那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而英国文化，则是一种岛国心理的文化。也就是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造就了它自己的民族性格。
同样，我们美国的文化不仅意味着成功，而且还意味着与成功在一起的慷慨——一种因成功而产生的慷慨的文化。
这样的美国式天真的一个明证就是美国作家之间并无性别上的妒忌心理，说到物质成功上的妒忌心理那就更少了。没有美国作家认为男作家天生应该更具有才能，或是在文学上更应该比女作家占据重要的位置。
我想，外国绝大多数的文学家都不太能想象，美国人能当上一位作家却并不一定也是一个思想家。欧洲的作家，如果当上了作家，必然自身也是所有其他相关的智力活动的成员之一。美国作家却可以成为一个作家而全然与理念的世界无关。对他起作用的理念可以完全不是什么理性的思维，而可以是与人心有关的普遍真理的某个信仰的感情观念。我们怀着最最骄傲的心情去参与和分享的正是这一点。
美国戏剧：尤金·奥尼尔
有某个人说过——也许是位法国人吧；反正一切妙语都让他们说掉了——艺术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它的乡土性：也就是说，它是直接由某个特定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所产生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论点；因为《李尔王》《哈姆雷特》与《皆大欢喜》除了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英国是不可能在别处写成的（这一点也从出自丹麦与瑞典各种版本的《哈姆雷特》与法国喜剧里的《皆大欢喜》得到证明），《包法利夫人》也只有在十八世纪的罗讷河谷才可能写成；正如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巴黎的产儿。
评约翰·考柏·波伊斯的《德克达姆》
活着即是意味着过枯燥乏味的生活。那就是自然界所要求的一切。对这对那忿忿不平、无事生非，而那些事儿仅仅是人类自己空想的产物罢了。
致新奥尔良《新闻报》
“婚姻出了什么毛病？”我不认为问题与婚姻有任何关系。毛病出在前去参加婚礼的那对新人的身上。男士若是单纯为了得到什么而去投身于某件事情，其结果必然是收获到不幸福。以自己所拥有的现实条件，却想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奇迹，这正是问题之所在。男士女士们都忘了，食物越是好吃，消化起来也越快。
哪怕是两位男士也好两位女士也好——一旦组成了一个小单元，倘若两人一直记得对方是有弱点的，深深记得人类是易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的，那么，他们就会获得成功与幸福。但是许多男人和女人结婚时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那就是：双方都必须记清楚，他们有一个希望去创造并得到的目标，他们务必共同为此而努力，并且还要学会容忍对方。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们的痛苦都是由自己造成的。我们都认为是这个世界亏欠了我们，使我们没有能得到幸福；在我们得不到幸福时，我们就把责任怪在最靠近我们的那个人的身上。
最初涌现的激情、心灵与身体的贴近，这绝对不能算是爱情。那仅仅是要抵达真正的爱、宁静与满足这平静的大海之前的那圈浪潮。浪花也许很有趣，但是你是无法平安地穿越浪花进入港湾的。自然，已婚夫妇希望共同抵达某个港湾——到了那里，可以回顾金色的年华，在以往的那些日子里，相互的容忍曾让他们跋涉崎岖的地带，而时光又抹平了其余的艰难险阻。
只要人们能记住这一点，世界上就不会有不愉快的婚姻了：激情是会自行燃尽的火焰，而爱情却是燃料，它能向篝火提供燃料，使它永不熄灭。
婚姻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倘若真是有的话，人们自会发明出某样东西来取代它的。
文/编辑：杨思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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