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今探

编辑|古今探

1929年11月11日深夜，上海法租界一处大院前，“砰！砰！砰！”枪响陡然传来，打破了静谧的夜晚。枪声平息后，附近胆子大点的居民出门查看，只见街道上几具尸体横七竖八躺在血泊里。

如此干脆利落地在戒备森严的法租界杀人，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暗杀。上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此事，称之为“东方第一谋杀案”。

几天后，知情人士爆料，当天一个身着黑色西装的人，是这起谋杀的主要目标，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叫做白鑫。

1931年，负责执行暗杀的顾顺章叛变，当年的真相才大白天下。原来，两年前的暗杀，是周恩来亲自下发的“红色绝杀令”。

白鑫犯下了什么恶行，以至于周恩来亲自下令击杀他？执行周恩来任务的人，又是如何把暗杀进行得密不透风的呢？

01白鑫叛变革命

白鑫，出生于生态环境优美的湖南常德，23岁那年，他如愿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4期学员之一，同期学员有张灵甫、林彪等人。同年，他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半年的军校学习生涯转瞬即逝，毕业后，他跟随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参与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员。

同年，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希望将革命引往正确方向，白鑫随军参加了起义。

起义部队遭到国民党围追堵截，不得已退至广东陆丰一带，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汇合。

1928年，被毛主席盛赞为“农运之王”的彭湃受中央委派，奔赴上海，就任中央军委委员兼中央农委书记。白鑫也携妻子秘密潜入上海，担任中央军委秘书，开展地下工作。

当时，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稍不注意，就有被敌人残忍杀害的风险。

这种情况下，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选择退出共产党，更有甚者，直接加入了国民党阵营，白鑫即投敌的叛徒之一。

白鑫来到上海后，不堪压力，意志悄然崩塌，产生了投敌的念头。他身居要职，不方便与国民党接触，这可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储备司司长的弟弟白云深。

储备司主管后勤，担任司长的白云深经常与国民党高层接触，于是，白鑫让妻子找到弟弟，拜托弟弟帮他跟国民党牵线搭桥。

在弟弟的斡旋下，他与国民党上海情报处处长范争波取得了联系。白鑫说：“我早年糊涂，这才加入了共产党，如今迷途知返，希望范处长给个机会。”

范争波本苦恼于立功无门，得知白鑫的身份后，他大喜过望，当即阔气地承诺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只要你能立功，我必定帮你在蒋委员长面前多多美言。”

两人一拍即合，达成共识，静待时机来临。

大约一个月以后，白鑫接到上级通知，周恩来等人即将来上海开会，会议地点为白鑫住处。

白鑫暗道：“立功的机会来了。”他迫不及待地找到范争波，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全盘托出，两人密谋许久，计划将身处上海的共产党高层一网打尽。

02四位同志被捕

1929年8月24日，会议如期而至，彭湃、杨殷等四位同志在白鑫家齐聚，几人围坐于麻将桌前，假装打麻将，实则召开军事会议，白鑫在旁记录会议内容。

原本这场会议应当由周恩来主持，但是，会议举行当天中午，他临时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去做，于是派外围保镖胡雄将自己的情况告知几位与会同志，并带去一份重要文件。

胡雄此前多次陪同周恩来去过白家，他轻车熟路，钻进弄堂后七拐八拐，很快到了白鑫家附近，弄堂里明明有知了无休止的嘶鸣，不知为何，他反而觉得出奇安静。

胡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特工，周恩来上海工作，他被临时抽调过来负责安保工作，身处弄堂，多年的职业本能告诉他，情况不对。

他假装无事发生，边继续赶路，边用余光观察附近情况，果然，他隐约间发现，弄堂的阴暗处隐藏着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远处的多个出口也有人埋伏。

危急之中，胡雄打算主动暴露身份，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房子里的同志们换取逃跑的时间。然而，敌人没有给他实施计划的机会。

弄堂里突然警铃大作，数不清的特务不知从何处窜出，一股脑涌入白鑫家。四位共产党同志的会议刚召开大约十分钟，一大批特务突然破门而入。

特务们不由分说，将包括白鑫夫妇在内的所有人扣押，随后，为首的特务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名单，开始核对与会人员：“伍豪！伍豪在哪？”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白鑫并不知晓周恩来行程有变，因此，他提供给国民党的名单里依旧有周恩来的名字。

特务头子准确无误地把名单上的名字与在场人员一一对应，确定无误后，特务们将房间内所有人员全部压上了囚车。为了掩人耳目，白鑫夫妇亦被拘捕，不过他们当天晚上就被放了出来，还优哉游哉地住进了范争波的公馆里。

胡雄见状不敢怠慢，立即把所见所闻事无巨细，一一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听闻噩耗，既悲痛又震惊，马上通知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陈赓调查此事。

陈赓通过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高级特工杨登瀛查明，当天特务们之所以行动周密，并且能准确认出所有在场的共产党同志，全因为有人提前向国民党泄密，而这个人正是白鑫。

周恩来拒绝了提前转移的提议，并与澎湃等人被捕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给中央特科布置了两个任务：第一，营救被捕同志；第二，清除叛徒白鑫。

03四位同志就义

杨登瀛利用自己的情报网络，迅速查明了彭湃等同志被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蒋介石已经下令，于8月28日上午处决彭湃等人。

周恩来、陈赓等人商讨过后，决定于28日清晨，调动中央特科全部力量展开营救，并且通过潜伏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将营救计划告知彭湃等被捕同志。

彭湃被捕后，在英租界巡捕房接受敌人审讯，国民党反动分子方乃武出庭指认，彭湃大义凛然，痛斥叛徒的无耻行径。

后来，他被引渡至上海市公安局。引渡途中，负责押解的士兵，有的公然向他表示同情，有的摇头叹气。因此，反动派下令，禁止士兵与他接触。

彭湃在狱中受尽折磨，数次被敌人严刑拷打至昏迷，又一次次醒来，以钢铁般的意志同敌人斗争。

与中央取得联系后，他秘密向中央报告：如果不能保全五人性命，彭湃、杨殷两人，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换取余下三位同志的生路。

8月28日清晨，周恩来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会用枪的同志一起出动，营救被捕同志。

以往，中央特科的武装行动，通常是由“红队”执行的，但是，本次的营救行动规模空前，红队人手不足，周恩来便下令，中央特科会用枪的20余位同志都参与营救。

当天一早，接到营救任务的同志们在中央特科拿到了此次行动所需的枪支，他们打开装枪的箱子一看，里边的驳壳枪焕然一新，每把枪上都涂着一层黄油，无法使用，待擦净黄油，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为躲避敌人的盘查，同志们兵分两路。一组开车，在约定时间把枪支运往指定地点。另一组伪装成剧组，事先埋伏在国民党囚车的必经之路上，为了拦截囚车 ，他们还准备了一辆装满大米的卡车。

8月28日清晨，国民党的车队伴随巨大的轰鸣声缓缓驶来，车队共有10余辆全副武装的卡车，关押着彭湃等人的囚车行驶在正中间。

囚车车队驶至枫林桥时，前方发生了拥堵，特务头子派手下前去了解情况，没一会儿，手下回来汇报。

原来，前边发生了争吵，电影拍摄团队原本在附近拍摄外景，一辆装满大米的卡车突然摇摇晃晃驶入镜头，导演让司机把车开走，司机宣称卡车故障，无法启动，双方在马路中央争执不下，这才造成了道路拥堵。

司机和导演争执不下时，一伙特务冲上来，不由分说拿枪指着他们，把司机和拍电影的人全部逼至路旁。

不远处的一幢房子的二楼，陈赓透过窗户目睹着这一切，他面色严肃，举在空中的右手迟迟不能挥下，挥右手是特科同志们提前商议的暗号。

敌人守卫森严，负责运输武器的同志难以靠近，他怎么忍心让同志们以血肉之躯同荷枪实弹的敌人搏杀？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陈赓不得已下令撤退。

营救计划以失败告终，2天以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惨遭敌人杀害。去世前，彭、杨二人联名写信给周恩来，他们在信中安慰道：

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周恩来以无比悲愤的心情记录了4人从被捕至牺牲的全部经过，揭露国民党罪行。指示陈赓：查清叛徒白鑫的下落，定杀不赦！这次行动被称之为“红色绝杀令”。

04红色绝杀令

陈赓收到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对白鑫的踪迹展开调查。

当年，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共分四科，其中三科，也就是行动科，素有“红队”的称号。红队专门执行镇压叛徒的任务，一度令敌人闻风丧胆，因此又有“打狗队”之称。

白鑫自知作恶多端，又慑于红队威名，干脆做起了“缩头乌龟”。中共地下党调查了十余天，毫无进展，始终找不到白鑫的下落，他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彻底从上海消失。

白鑫对国民党还有用，因而不会放任他不管。为了掩人耳目，反动派发文称，白鑫罪行较轻，蒋介石已经亲自下令，把他压到了南京，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

白鑫确实被带到了南京，但是没过几天就回到上海了。范争波为了从他身上获取更多机密，甘当“乌龟壳”，把他安置在了自己的公馆。

这才导致中共地下党苦查无果，不过，陈赓坚信白鑫就在上海，他安慰同志们：“他还能飞天遁地不成？这只乌龟绝对有露头的一天。”

果然，彭湃等人牺牲大约半月后，乌龟露头了。

原来，白鑫知道，自己叛变并害死了彭湃等人，中共地下党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因此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

住进范公馆后，他过得心惊胆战，被吓出了头痛的毛病，每至深夜，他头痛欲裂，严重的时候躺在地上直打滚。他希望外出看病，但范争波担心他被捕杀，拒绝了他的请求。

某天半夜，安静的范公馆突然传出一阵鬼哭狼嚎。范争波担心白鑫病情恶化，会影响后续从他身上榨出更多“油水”，无奈答应带他看病。

安全起见，范、白二人选择了达文诊所，选择这个诊所，一是因为这家诊所离范公馆比较近，二是因为白鑫与这家诊所的柯达文医生是旧识。

柯达文，本名柯麟，隶属于陈赓领导的情报科，一边行医治病，一边为革命事业奋斗。白鑫叛变前，他曾给白治疗过疟疾。柯麟为人低调谨慎，几乎不对人表露政治观点，因此，在白鑫看来，他只是个寻常大夫。

柯麟假借下楼取药，将白鑫的下落汇报给了陈赓，待他返回时，不料白鑫已经像惊弓之鸟般，不辞而别。

柯麟按照陈赓指示，守株待兔。果然，没过几天，白鑫再次主动送上门，他打来电话，拜托柯麟帮他治病。这次他谨慎了很多，把治病地点改成了法租界。

柯麟按照约定，先到法租界，又根据白鑫手下的指示，在一家饭店看见了白鑫。他按照计划，给白鑫开了药，让他的病情有所缓解，却又没达到痊愈的程度。

又过了两天，白鑫感觉柯麟的治疗有效果，再次请他来看病，这次他放松了很多，直接派人把柯麟接到了范公馆，很明显，这是他的藏身之所。

掌握了他的下落之后，第二天一早，杨登瀛借故亲临范公馆，顺利和白鑫结识。此后，他时常来找白鑫聊天、打麻将，以便把后者稳住。

白鑫吃了药，头痛有所减轻，但晚上还是经常梦到被中共地下党击杀，整日吃不好、睡不着，决定一走了之。经过多次申请，国民党允许他逃亡意大利。

当然，他没有向“好朋友”杨登瀛隐瞒自己的出逃计划。

1929年11月11日深夜，白鑫按照计划从范公馆出发，乘船离开上海。原本，范争波特意安排把车停在后门，这样白鑫夫妇出了门就能坐上车。

不过，当天下午，在杨登瀛前来送行，他说：“深更半夜，把车停后门，实在显眼，不如把车藏在50米外的弄堂口，在那里上车。”范、白两人深以为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当夜，白鑫出门没走几步，“白鑫！”黑暗中传来一声大喊，名字的主人被吓得一哆嗦，没等他缓过神，枪响声再次自黑暗中传来。

他拼命朝车的方向跑，可他怎么跑得过子弹，“砰！”一声枪响，白鑫当场毙命。

在场的白鑫妻子、弟弟、范争波等人无一例外，全部死亡。

尾声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国民党下令彻查“东方第一谋杀案”，但是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什么都没查到，只能不了了之。

直到2年以后，执行任务的“红队”领导顾顺章叛变，当年暗杀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顾顺章叛变没几年，被国民党秘密处死。

叛徒们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