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古代王朝中的鼎盛朝代，与汉朝并称“强汉盛唐”，其国祚绵延至二百八十九年。这一时期政治稳定，物质经济发达，文化自信而繁荣，唐朝与其他各国、各民族交往频繁。这种与胡民族之间的交通使得唐文化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也造成了唐代服饰明显的胡汉交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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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女性的常服是襦、裙和岥子的统一，在她们众多的时世妆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袒胸装，历代女子从未如唐代女性一般大胆、开放，追求天性解放，可以说袒胸装就是盛唐女性的标志了。
唐代女子在穿袒胸糯服时，不着中单，将下裙高提至胸部并用带子系扎好，这样一来就将脖颈甚至是大半个胸部都暴露在外了。这种服饰大胆得令人咋舌，即使与现代的袒露之风相比较也不逞多让。
唐诗中有很多描写袒胸装的诗句。白居易《新乐府之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一诗将女子胸前的肌肤比作美玉。“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韩偓《席上有赠》:“鬓垂香颈云遮藕，粉著兰胸雪压梅。”既点明女子身着袒胸装，也是在赞叹女子裸露的肌肤欺霜赛雪。他的《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筵上映春丛。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缏处直应心共紧，砑时兼恐汗先融。帝台春尽还东去，却系裙腰伴雪胸。”
欧阳炯《南乡子》记载：“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鐶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更有名的一首诗是《逢邻女》：“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唐诗将袒胸装女子艳丽的体态细致地展现出来。
唐代的袒胸装有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它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也不是一开始就达到半遮半掩的程度的。女装上衣露胸在北朝就己经出现了，比如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和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中均有袒胸女俑出现。范粹墓出土的女俑中有7件“头梳双髻，袒胸，着长裙”，另外有2件跪坐女俑“梳高髻，上胸略袒，下着长裙垂地。”
初唐燕妃墓里有一件十二扇屏风画，其中有一个袒胸装女子，“墓室外的墓道部分由于描绘壁画等，至少在封闭前或祭祀中具有短暂的展示作用。”这说明在具有展示作用的墓壁画中，袒胸装是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否则也不会将袒胸装女性绘画在严肃的丧葬墓画中。
初唐段简璧墓天井壁画中的侍女们上身穿着小袖襦衫，帛掩身，下身穿着修长的条纹裙，图中的侍女并未见到胸部的线条轮廓，条纹裙一直上提将整个胸遮掩起来，但露出脖颈以下大片肌肤，可见初唐时期虽有袒露风尚，但开放风气还没有那么浓烈。
到了武周时期，在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墓室壁画中，女侍形象中的袒胸装进一步发展，她们的裙子也己经变得宽缓，并且裙子的腰线下移，勾勒出胸部线条。这三个墓己经接近盛唐时期，女性的袒胸装达到了半遮半掩的程度，与唐诗《赠美人四首》“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相符。
景龙二年（708）韦浩墓中有一侍女，头梳螺髻，身着窄袖小襦，胸部微露，帛披体，下着红裙，也描绘了袒胸女性形象。此外山西薛儆墓石椁上也有袒胸装侍女，其双乳半掩，胸部轮廓线清晰可见。吐鲁番阿斯塔那张礼臣墓中的屏风绢画舞女亦着袒胸装起舞，可见袒胸装也流行在女伎舞女中。
由此可见，女性的袒胸装承袭于北朝风俗，等到了唐朝，女性的自我意识更加解放，袒胸装在宫廷贵族女性中愈加流行，到了武周和中宗、睿宗时期达到鼎盛。
女性的袒胸之风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观念的风俗形态表现，反映了唐代女性对审美的追求与自我肯定，但这种袒胸装是女性在门户之内的穿着，是居家之服，而不是出行装。
唐代女装的袒露虽然开始于取悦男性，但是她们逐渐突破了自我身份的藩篱，开始主动地展示自身的美感，认可自身的女性性别身份，从“女为悦己者容”到“女为己悦而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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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着男装”，顾名思义就是女子穿着男子的服饰，但是女着男装和女扮男装，两个概念其实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妇女穿着男装的主观动机方面。前者是通过假借男子服饰来掩盖自身的性别身份，天然地将自己置于男性附庸之下，是一种传统道德束缚下的被动要求；后者却是张扬个性，以自身审美为出发点，主动地展示自己，从而影响了社会风潮，让女着男装成为时尚。
唐代男子服饰的典型式样就是上着幞头，身穿圆领或者翻领袍衫，下身穿紧口条纹裤，脚踏长靴，相比女装的宽大这种装束贴身、灵活，便于活动，受到女性的喜爱与模仿。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中华古今注》记载：“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
太平公主就曾在唐高宗面前作男儿打扮，“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这也说明了女着男装的风气在唐初就己经出现。
唐代墓室壁画中着胡服男装的侍女形象非常普遍，如陕西乾县永泰公主墓中穿圆领小袖长衣，佩蹀躞带的侍女，还有穿窄袖圆领袍，小口裤的女官；西安南里王村韦洞墓里的侍女亦穿圆领小袖长衣；初唐《掳国夫人游春图》中也可以看到骑马出游的男装贵妇；《都督夫人礼佛图》中有三个裨女穿着男装，她们着圆领袍，束带，裹“透额罗”，但不戴首服；晚唐莫高窟第17窟中的近事女也身着丈夫靴衫，腰系软带。
我们通过唐代昭陵墓室壁画可以总结出女侍男男装的三种形制：第一种，女子头戴幞头，上身穿圆领袍衫，下着小口裤，完全做一男儿打扮，如果不是通过其脸部线条和体态容易将她看成男子；
第二种，女子头戴幞头，身穿翻领袍；第三种，女子头梳双刀半翻髻，身着翻领袍，下身亦着小口裤，我们通过她的发饰可以很确定地判断出她的性别。
袍是汉族男子的传统服饰，在战国时就己经出现，至唐代时己经成为各阶层男子的经典服饰了，而翻领袍是典型的胡服，所以唐代女子的男装主要是假借男子的袍衫或者胡服中的翻领袍。
有时女子在着男装时不一定全身皆做男儿打扮，而是会梳发髻和化妆，这说明她们服男装不是为了遮掩自己的性别，而是追求新异，这一点是迥异于唐以后的男装女子的。
女子所穿男服中的圆领或者翻领的缺胯袍衫、靴子都是吸收胡服因素后演变而成的汉族服饰，在汉族传统的服饰体系中，男女服装有着明确而严格的界限，男女服饰不能同服、混服。
汉族服饰的实用性与政治性是不可划分的，甚至于其政治、等级的作用还要高于实用性，而胡服首重实用性，男女服饰之间没有严格划分的界限，不排斥男女通服，正是胡服这种可以男女同服的服饰传入中原，与传统的汉族服饰融合，模糊了汉族服饰的等级性与政治性，在被唐代女子穿服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她们彰显个性客观上也为冲击封建礼教提供了载体，使得唐代女着男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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