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是搬不走的邻居。

在越南抗法和抗美的斗争中，我国予以了比亲兄弟还亲的无私援助。可以说，没有我国，就没有越南的独立。

但是，历史的进程总不会尽如人意，总会有一些跳梁之辈妄图以一己之私改变历史该有的进程。越南前领导人黎笋就是其中著名的反面典型。

黎笋

在他反动政策蛊惑下，越南与我国这对兄弟之邦最终走上了不可调和的战争之路。而这场长达10余年的边境战争给越南带来了不是光荣和强大，反而是羞辱和凋敝。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黎笋也绝非平庸之辈，其肯定不是凭一时冲动就走上了反华和开启战端的道路。

那么，是什么让他有如此大的勇气与我国反目？

越南为两国反目做了哪些准备？

战后，越南方面又是如何看待这场边境战争？

隐患

抗日战争时期，胡志明带着武元甲、范文同等越共元老在我国广西境内搞越南独立运动，我党给予了大力支持。胡志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时，还是周总理出面找冯玉祥将军从中斡旋，蒋介石才放了人。

胡志明

1945年，胡志明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国际上没人承认。1950年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就成为第一个承认其的国家，有我国开头，苏联才带着一众东欧小弟承认了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权。

黄文欢出任首任驻华大使时，我国安排他和首批驻外大使一同接受培训，驻华大使馆的一切事务全部由我国负责。

黄文欢

所以，越共的老一辈领导人与我党、我国的亲密关系是真心实意的，这点毋庸置疑。

彼时，苏联忙着在欧洲和美国闹“冷战”，没工夫管亚洲。所以，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是我国紧裤腰带给予了北越无私的支援。如果没有周总理那句“不许越过北纬17度线”的警告，美军的坦克早就杀进北越。

1960年代初，胡志明的身体欠佳，长时间在我国养病，“南方派”的领导人黎笋出任北越二把手。他和我国老一代革命家没有经历过生死与共，所以是一个铁杆的“民族主义者”。尤其在1965年以后，黎笋已经是北越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病重的胡志明只是作为一种精神图腾而存在。

彼时，中苏关系已经决裂，苏联为了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开始物色合适的代理人，而对我国没什么感情的黎笋自然就成了绝佳人选。不过，越南战争正处于高潮期，北越根本离不开我国的支援，所以黎笋一直骑墙，左右逢源。我国也是看破不说破，以大局为重，继续无私地提供援助。

1968年，黎笋在没有通知我国的情况下，单独与美国进行停战谈判。毛主席、周总理并没有计较，反而对他“以打促和”的决定予以了支持。

黎笋

而我国出于国际战略形势的改变，与美国进行缓和时，北越可就不这么想了。

为了越南的战后重建，我国对北越的一大批干部进行了经济建设方面的培训。他们的培训地点就在上海，而且我方招待得非常周到，他们也非常感激。但中美关系的缓和大大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

在尼克松访华参观上海期间，北越人员计划在沿街窗口打出抗议横幅。此事被我方提前了解，所以赶快组织他们出去旅游，并好吃好喝地哄他们开心。这才避过了尴尬的风头。不过，芥蒂就此已经不可逆转的形成。

1975年，北越统一越南，黎笋以他那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视我国为最大的威胁，并在国内掀起排华高潮。同时，建立“印支联邦”的野心计划也开始进入实施。

这个野心遭到了我国的坚决反对，却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老谋深算的勃列日涅夫认为黎笋将是一个听话的“代理人”，越南扩大的地盘那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且有越南在南线与我国为敌，会让我国顾此失彼。如果中越爆发战争，那也将是对我国的一种长期消耗。用一点援助，让越南“耗死”我国绝对是苏联一个不亏本的买卖。

1978年夏，越共在“四中全会”上确定了“长远敌人是美国，眼前敌人是中国和柬埔寨”的决定，并喊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

同年11月，黎笋出访莫斯科，并与苏联签订了“合作条约”，苏越成为实际上的全面同盟。

紧接着，越军大举入侵柬埔寨。东南亚“小霸王”横空出世。

与此同时，越南对华的战争准备也一刻没有放松。

世界第三

自从黎笋带着“南方亲苏派”把持朝政之后，越共“北方亲华派”元老基本就都“靠边站”了，大家眼见着中越关系无可逆转地跌入冰点，也是呼之奈何。

自1977年开始，凭借打了20年仗的百万“雄兵”，加上苏联和我国的海量武器和物资援助，以及美国丢下的大批先进装备，黎笋自认刚刚经历过“特殊时期”的解放军已无法阻止其实现称霸东南亚的野心。不过，他还是让越军进行了相应的战争准备。

越军

在发动侵柬战争前夕，越军开始大规模扩军，陆军步兵师从25个扩至28个，空军更是吹气球一般地从2个团扩至15个团，海军也增兵至4万，舰艇多达100多艘。

1978年7月间，越军在北部边境地区增兵至10万，中部二线部队也紧急动员，有9个师补足兵员达到满编水平。大量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也调至北部各部队。

扩充部队后，越军将与我国广西和云南接壤地区的第1军区调整为1、2两个军区，分别应对两条边境线。每个军区都有2至3个正规步兵师，还有大量民兵。此外，越军在边境地区埋设了大量地雷，布置了大量的竹签险境，以防我军的突袭。

越军布置竹签险境

越北地区长期作为大后方，因此有大量我国援建的工厂和矿场。越南高层很明白越北丢不起，所以，越军摆出了在边境与我军决战的架势，并不断勘查地形，举行各种临战演习。

1979年1月底，邓小平同志访美。越军更是进入一级战备，各级战斗部队枕戈待旦，通讯部队时刻带着耳机，而且有大量部队还调往与老挝的边境地区，以防我军“借道”。

我军在发动反击战之前，20几万大军纷纷调往前线，这样大规模的调动不可能秘密进行，所以越南方面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战争准备。

在开战前，越军在中、北部地区已陈兵30万，其中在中越边境有16万，并且囤积了大量弹药、物资。客观地讲，其纵深防御体系在任何军队的眼中都可谓“固若金汤”。

越军

在黎笋眼中，一个越南步兵师能打解放军10个师。在他的“印支联邦”野心中，还要啃掉我国云南、广西部分领土的计划。

所以，对于只临时动员了2个多月的我军来讲，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在兵力处于1比1的情况下，展开的一次山地攻坚战，绝对是一场硬仗。就算苏军来了，他们也会脑袋疼。当时，全世界与其说是在关心中越边境的局势，不如说大部分是在等着看我国的笑话，少数友好国家则替我国捏了一把汗。

不过，解放军让大家“失望”了，因为开国的百战名将还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那支百战之师雄风犹在。

在多次佯动之后，一直高度紧张的越军已经“三鼓作气，气已衰”。因此，很多越军死亡官兵的墓碑上，卒日都写着1979年2月17日。解放军铺天盖地的炮火把越南北部能翻的地方都翻了一个遍，反正很多快过期的炮弹是不允许带回去的。

我军152毫米重炮

对越反击战，我军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绝对算是我国历史上征伐安南之最经典一战，目标明确，一击必中。

当黎笋在战后看着谅山的一片废墟时，应该明白他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欲哭无泪。

国际上并没有出现他所希望的一边倒的舆论风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此战只是呼吁“和平解决”。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只是发表了不疼不痒的“谴责声明”，随后，苏联更是乐呵呵地把金兰湾纳入怀中。而以泰国和新加坡为首的东南亚国家虽然表面上不说，但心里却是乐开了花，他们很希望被打疼的越南能明白谁才是“东亚的老大”。

不久之后，身体欠佳、准备借道巴基斯坦卡拉奇去东德治病的越共元老黄文欢于8月干脆到了北京。这在当时可谓震惊世界。黄文欢用这种方式对以黎笋为首的越南高层表达不满和抗议。

1979年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的错误路线，发表《致全国同胞信》

“痛定思痛”，越南方面也对与我国爆发的边境战争进行了“蜻蜓点水”般的反思。

反省？

针对边境战争的惨败，越军也进行了一些反思和总结。

首先，他们认为我国发动反击战的原因是要“围魏救赵”，通过对越南的进攻来缓解“红色高棉”的压力，并迫使越军撤离柬埔寨。

其次，他们认为越南损失惨重的原因在于我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再次，他们认为战争结束的原因是解放军怕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大海”，从而不得不撤军。

最后，他们认为在二线地区的民兵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前文所述中，可以看出越军对此战的总结只是片面地停留于战术层面，更是有“甩锅”的意味在里面。

越军俘虏 越军俘虏

我军发动反击战确实有声援柬埔寨的意思，但如果从国家层面来讲，我国可以采用的声援方式很多，何必要用战争这种最不划算的方式？既然打仗，那肯定要算一笔经济账，邓小平同志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因此，打越南的目的主要有三。

第一，我国要发展经济，必须将外来威胁扼杀在摇篮中，只有有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我们才能专心搞建设。

第二，打狗就是给主人看的。我国就是要告诉苏联：你的狗腿子不管用！而且，也让其他苏联的盟友看到了其虚张声势，欺软怕硬的本质。

第三，把美西拉入到我国阵营。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美西为了对付苏联，也会改变对我国的封锁，转而大力支持。事后证明确实如此，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四，邓小平同志也是要磨炼一下解放军将士，通过这种流血的方式让部队痛定思痛，并以此作为军队改革的起点。

这些大国谋略是跳梁小国永远无法理解的。

说到我军撤兵，那是因为我国的此战目标非常明确，一击必中，点到为止，既然目标都已达到，何必要在越南的这个泥坑里陷下去。而且，老将军们的原定计划就是要在雨季来临之前撤兵。

越南方面早就做好了战争准备，而且准备的比我军还充足，他们也知道北部地区输不起，所以才要在边境决战。最终越军被打得灰头土脸，只能说自己的实力不济，完全是自找倒霉，再找什么借口，也只能是自欺欺人。在外人眼里，越南已经成为一个笑话。

1986年7月，黎笋病死。接任的领导人立刻与我国改善关系。1989年初，两国外交部副部长进行了10年以来的第一次会晤。1990年9月初，中越两国领导人在成都举行了成都会晤。

北京亚运会席间，越南前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作为特邀嘉宾来京。期间，他看望了老战友黄文欢，两人热烈拥抱。

1991年11月，中越两国关系正式正常化。

希望越南以史为鉴，要好好珍惜我国这样一位永远搬不走的好邻居。

来源：历史有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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