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我国东北，不仅引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哗然。国际联盟开始参与调停，对日本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为减轻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日本开始在上海寻衅滋事，制造事端，意图转移国际舆论，向国民政府施加种种压力，并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排斥西方列强在华势力。
1932年1月8日，日本天皇被朝鲜青年李奉昌炸弹袭击受伤。1月9日、21日，上海《民国日报》先后刊登了两条与这件事有关的报道，言说：“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该报道有明显的反日态度，且影响力甚大，于是日本人趁机借题发挥，以便更大阴谋。日本驻沪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多次派人到上海市政府及报社进行所谓的“抗议”，还提出“更正”、处罚责任者、保证今后各报不再有此种“不逊”行为和言论等嚣张要求，及所谓的“最后警告”，如不照办，则将采取措施。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舰只和陆战队不断增援上海，日本士兵经常在虹口地区武装巡逻，气氛非常紧张。海军陆战队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辛一扬言：如果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处置上海《民国日报》，那么海军陆战队将对其进行封闭。1月26日迫于压力租界工部局不顾报社强烈反对，“劝令”其“自动停刊”。当天下午工部局派出多名巡捕强制封闭报社，报社员工被迫离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上海的民国日报事件”。
上海《民国日报》事件是日军蓄意制造事端的第一个牺牲品，那么第二个制造事端的借口是什么呢？当时，上海滩混迹着一伙日本佛教的右翼派别，他们专门从事暗杀活动，以日本海军特务井上日台为领袖，组织了恐怖组织“血盟团”，其弟子天崎启升等几个和尚受其委派，以“化缘”为名，浪迹上海，时时图谋不轨。《民国日报》事件后，日本驻上海公使、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臭名昭昭的特务川岛芳子决定挑唆这伙日本和尚去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寻衅闹事，同时收买和雇佣了一批流氓打手，冒充毛巾厂工人伺机混入人群中，貌似“反抗”，实时击毙闹声的天崎启升等人，以此制造“流血事件”，挑起中日争端。
1月18日下午，天崎启升等五个和尚，打着修行的幌子，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并向场内投掷石块，其行迹十分可疑，遂引起场内工人的注意。工人们一直在后边跟踪着他们，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们尾随其后，便打算逃往马玉山路租界，逃到赵家宅附近时，被工人拦截盘查。此时，田牛隆吉和川岛芳子提前雇佣的那批打手已化装成工人混入其中，他们用石块儿猛砸猛打天崎启升等人，最后日本和尚伤了两个，死了一个。打手们见状一哄而散，将责任嫁祸于工人身上，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为日军进一步寻衅的第二事件。
此事件后，田中隆吉深信时机来了，于是他便命令刚刚来到上海的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带人袭击三友实业社。重藤千春没有辜负田中隆吉的期待。1月20日凌晨2时许，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他带领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60余成员，借着暮色夜暗，对三友实业社总厂进行了偷袭。他们潜入厂房，在厂房内投掷硫磺弹、手榴弹进油，汽油瓶等，顿时场内火光冲天，损失极为惨重。除了焚厂，他们还打死了前来镇压的工部局华捕一人，打伤二人。这就是日人包藏祸心的第三事件。
接下来，日本人便恶人先告状。当天下午，在日本军方的鼓动下，上海日侨举行了千人大会，声讨中国的抗日“暴行”，并称日本应立即派军“以其灭绝。抗日运动”。大会过后，600余日侨行了游行示威，他们手持棍棒，沿途高呼“杀尽中国人”。中国商店的橱窗玻璃被砸坏，抗日标语被撕毁，电车被强行阻止，执勤巡捕被殴打。一时间一片混乱。日本驻华使领馆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开始向中国政府施压。
1月1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对日本和尚被杀一事提出抗议，要求缉拿凶手。21日再次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进一步提出正式道歉的可笑要求。1月22日，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向蒋介石汇报日本人在上海的暴乱情形。蒋介石说要坚持“先安内，后攘外”。23日，蒋介石命令吴铁成对民众抗日活动进行制止。日寇得寸进尺，2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再度约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指责中方毫无诚意，并扬言驻沪总领事已经获得日本政府赋予的采取任何步骤之全权。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吴铁城下达了最后通牒：中方必须在28日下午6时前做出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行动。28日下午2时，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出面答应日方的无理要求，日方表面上“表示满意”。下午4时，由于日方逼迫甚急工部局下令上海租界实施戒严，这一措施为日本侵略军发动进攻提供的方便，中国军民的抵抗却变得阻碍重重。晚上8时半，日方看着上海市府的“圆满答复”，觉得已经没有借口，于是派人提出挑战性的声明：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但这一“声明”在第一声枪响起的五分钟前，才被送交到上海市长和市公安局长手里，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日寇挑衅期间，国民政府深恐驻上海的19路军会反击进犯的日军，于是对19路军军长蔡廷锴进行了反复劝说。1月24号，国民党要员张静江约见蔡廷锴要他体谅中央，将部队撤至南翔以西，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何应钦也专程来到上海，劝蔡廷锴要“忍辱负重”，率部撤离。25日晨，国民党中央委员顾梦余奉命来护传达南京指示：“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27日，何应钦正式下令，宪兵第6团将接替19路军在闸北的防务，换防工作预定在29日早晨完成。蒋介石等人认为全部答应了日方的要求，撤换了有可能抵抗的19路军，与日军的正面冲突就避免了。但日军的侵略阴谋早已确定，这些妥协退让并没有避免战争的爆发，却进一步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馅。
19路军源于粤军第1师第4团，原来隶属于孙中山为首广州军政府，历来训练有素，作战勇敢。“4.12”反革命政变后，这支部队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反动工具。但他毕竟接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再加上在江西“剿共”战争中得到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的影响。该军广大官兵，尤其是一批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军官强烈要求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9.18”事变爆发，更加冲击了19路军的官兵，他们听到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后，无一不怒发冲冠，振臂扼腕，纷纷向蒋光鼐、蔡廷锴建议“剿匪徒劳无功，应转向抗日，以进军人天职，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及光荣”。19路军全体官兵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路军官兵的心里，已经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思想填满了。
1931年的9月30号，陈铭枢被任命为京沪卫戍总司令。11月20号，19路军抵达上海，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军长，原19路军参谋长戴戟出任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的1月中旬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挑起了一桩接一桩蓄谋已久的事件后，蔡廷锴听到下属军官汇报敌情后，拍案而起：“日本人欺辱我国太甚，只要蔡天开在上海，绝不令日人踏进我寸土。”1月15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根据所得情报，判断日军进犯已不可避免，于是立即对抗战和作战问题进行了密商。
1月19日，蒋光鼐在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召集会议，做出了六项有关战备的决定。21日，蔡廷锴拜访陈铭枢，请示如果日军侵犯上海，我军要采取如何措施。陈明书斩钉截铁地答道：“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23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又召集该军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干部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死守上海。23日下午7时，19路军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布了关于淞沪抗战的第一道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全力扑灭之”。命令下达后，19路军官兵斗志昂扬，准备随时与日军决一雌雄。
1月24日，蔡廷锴等人抵达苏州，召集驻苏州的该军将领举行紧急会议。在会议上蔡廷锴表明了19路军的抗战决心，并传达了23日发布的第一道密令。龙华会议和苏州会议之后，19路军各部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1月25日，各部大体上按照23日的密令布置完毕。
然而，正当19路军紧接备战之际，蒋介石、汪精卫和何应钦等却一再电令19路军不得与日军冲突。他们除了亲自出马“劝说”，还动员社会各界头面人物出面“动员”。蔡廷锴迫于压力，在1月27日，何应钦正式下令由宪兵第6团接替19路军在上海闸北的防务时，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表示服从军令，准备移交防务。但在宪兵第6团未接防前，他仍命令19路军坚守阵地，直到移交结束。他命令全军：“日军一旦进犯，应为自为计，当立即予迎头痛击。”
不出19路军的预料，24小时后，战争笼罩了上海这一中国最繁华的城市。19路军预料到日军的进犯意图，已经在各扼要路口布置防御工事，双方形成对峙之势。晚上，宪兵第6团到达了真如，蒋光鼐和蔡廷锴为了防止日军趁机进攻，决定第二天早晨换防。当晚11时，第156旅旅长翁照垣接到戴戟电令说，据报日军企图占据闸北，会于晚上进攻我军。11时30分，第156旅第6团刚刚进入阵地，一阵清亮刺耳的步枪声打破了寂静而又紧张的气氛，接着便是密如连珠的机关枪声，日军从天通庵车站向淞沪路沿线第6团守军发出了第一枪！！！日军由虬江路、广东路、宝山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处用铁甲车掩护，向闸北发起了进攻。翁照垣旅长下达命令：很很地打！不许退走，守住原有阵线”。19路军最终毫不犹豫的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更是历史的必然。伟大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揭开了战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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