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舍利现扶风，地方发展新机遇
位于西安正西方向，是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
县北十公里处的法门镇上，有一座修建于东汉的古庙法门寺。庙里有一座高47米的宝塔，用于存放释迦牟尼的手指骨舍利。公元873年，唐懿宗时期，舍利被送还法门寺，密封于塔下地宫中。此后一千余年，地面经历了改朝换代，洋人入侵等等。甚至在最为动荡的时期，面对欲挖地开塔的暴民，良卿法师点火自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塔下珍宝。
就这样世间千年沧桑，地宫一直安然无恙。
直到1981年，这座千年古塔终于在岁月的侵蚀下，塔身半壁自行坍塌。1987年，国家拨款修塔，地下埋藏1113年的佛指舍利才重见天日。
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史书有记载的佛指舍利，文化价值不可估量。信徒、学者、游客如潮水一样涌来，法门寺由此名震天下。地方政府看到有了这么一个大宝贝，于是就想利用其价值，发展当地经济。
以前的思维比较朴素，所谓的旅游经济，就是圈起来收门票。最多门口的村民顺便卖一点土特产、BiangBiang面，隔壁的兵马俑，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
不过法门寺有他的局限：兵马俑规模宏大，景象壮观，门票定个高价，游客也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法门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寺庙，并且地处偏僻。对于远道而来的普通游客而言，这点十分钟就能看完的东西，实在是不好意思收太多门票。
所以，当时的方案是围绕法门寺修建一个景区，将一座小庙变成一个大公园。这样施展空间就大了。
可是当地政府也有现实性困难，那就是
没有钱……
一直等到2003年，借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宝鸡市政府才抠抠搜搜挤出3000万，成立了宝鸡市法门旅游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不过按照当初的宏伟构想，这点钱显然是杯水车薪。因为按照邀请的台湾设计师李祖原设计的佛光大道和合十舍利塔，整个建造工程预算要12亿元。
最主要的，建造合十舍利塔的目的是供奉佛祖舍利，这件事引起法门寺僧人的抵触。
多年来，僧人一直想将舍利，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迎回寺庙供奉。如今另外建了宝塔，基本就没有希望了。
以至于在2005年的舍利塔奠基仪式上，法门寺甚至没派代表参加。
因为寺庙不配合，开发公司就没法用寺里的香火钱。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景区项目轰轰烈烈的启动后，只是挖了个大坑就没资金推进了。
曲江模式：旅游搭台，地产唱戏
机缘在2006年出现了，当地政府拉上了曲江新区发展有限公司前来接盘。这个曲江新区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后来的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那时候，曲江新区已经打造了大明宫景区、大雁塔、大唐芙蓉园、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等系列景点。老西安人看不上的曲江，一跃成为西安的新贵。
这也是著名的曲江模式。曾有媒体总结曲江模式的基本脉络，“圈地→文化艺术炒作→全球招标搞规划→贷款→基础建设→招商引资→地价成倍甚至数量级翻番→出让土地获得资金→炒文化概念、建主题公园→土地再次升值”。
曲江文投对于曲江模式也不避讳。例如（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陕西法门寺文化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陕西法门寺景区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身兼政府官员和政府文化商人的双重角色的领导刘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今天法门寺一亩地仅有1万元，但一旦建设完工后，这亩地价值就可能升值为100万元。这90多万的升值空间就是属于政府的。这就是政府的大文化、大产业、大赢利观。“
有了曲江系领导地价翻百倍的豪言，为当地政府提供了新思路。由简单的“舍利搭台，经济唱戏“，细化到了”旅游搭台，地产唱戏“。
目标明确，又有了金主，于是就开始大干特干起来。
项目喊出了“兵马俑是中国的，法门寺是世界的”宏伟口号，规模也进一步扩大。面积增加到了12.5平方公里，预算投资也翻了一倍，提高到25亿元。为了这个景区，法门镇拆除了8万多平方米的建筑，拆迁户几乎占到全镇非农业居民的一半。
历时两年，法门寺景区一期建设完毕。
走进园区，恢弘壮丽，1.2公里长的佛光大道，两边竖立着全新铸造的佛像。佛光大道尽头，是148米高的舍利塔高耸云端，金碧辉煌。不过由于造型过于古怪浮夸，舍利塔被网友评为2012年中国最丑建筑冠军……
而原本的法门寺和法门寺景区呈“卜”字形结构，法门寺龟缩在景区内舍利塔东侧小院内，成了官方旅游路线上的终点站。
最主要的是，由于整个园区投入巨大，门票也水涨船高。由原来的25元，直接提高到了180元，寺院的人流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原来法门寺的僧人们不干了，于是在2009年3月的一天，大家手持棍棒冲出庙外，齐力将庙门口一堵刚砌好的墙壁推倒，然后转身关了寺院大门。
随后，他们在官网贴出一份公告，痛斥法门文化景区建设公司，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强行在法门寺山门口砌围墙，设门卖高额门票。此举严重影响了僧人们的正常活动，同时损害了佛教徒的宗教感情。所以法门寺因此决定暂时关闭山门。
不过几十亿的投资已经砸进去了，就算僧人们极力反对，还是在2009年5月把景区建成开园了。
真假僧人斗法，巨额债务压顶
景区建成后，有人计算法门寺总投资达到了32亿元，而这些钱，几乎都是各种渠道融来的，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最主要的，曲江模式的“旅游搭台，地产唱戏“，在法门寺景区走不通了。
其实也很好理解，曲江模式之前在曲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西安本身具备强大的虹吸能力。在2000年到2010年，又是中国城市化爆发式增长的时点。几乎所有中心城市的新区，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宝鸡扶风县，显然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另外如海南为代表的，旅游地产能成功，是因为当地不可复制的自然条件与气候条件，适合度假游。既然是度假，游客就可以多次前往，并且在当地长时间驻留。有了居住需求，才具备发展房地产的条件。
而以人文风光为代表的陕西，绝大多数属于观光游景点。游客通常长途跋涉后，买票看完了拍几张照片当天就走了。这种地方怎么吸引游客前往置业？
举个简单的例子，王石有消费力，且喜欢爬山。但他肯定不会在喜马拉雅山弄一套别墅吧。
所以说，曲江模式的成功与城市的快速发展，是必要不充分条件，而不是充分不必要条件。
这有点像成功人士的成功学，看上去逻辑自洽。但如果你依照成功学，想复制成功人士的成功之路，很可能会死得很惨。
房子卖不掉，地价就升不起来。
为了挽救局面，景区在二期调整了规划，改卖墓地。不管是阳间的还是阴间的，反正还是不忘初心，想搞房地产项目。
不过墓地的土地财政不能像房地产一样，可以拉高容积率提高土地价值。并且从网上的信息来看，价格也不怎么起得来。看来虽有佛祖舍利坐镇，但紧靠乱哄哄的景区，显得不伦不类，大家并不怎么买账。
房地产靠不住，只有靠景区自己造血了，可实际情况相当感人。
以2011年为例，景区营收1.4亿元，利润400万元。但是，法门寺集团一年所需偿还的借款利息就达1.07亿元，是利润的26.75倍。 按照这个盈利水平来计算，法门寺景区本世纪内是没法收回成本了。
如今门票已经比少林寺还贵了，再涨也说不过去，必须得想法子，变点花样。
其实就在2009年5月9日，法门寺景区开园那天，景区就成立了陕西法门寺慈善基金会。 基金会的核心工作是“劝募”，开园后大批景区工作人员披上僧衣的同时，也背上了KPI。
在景区里，合十舍利塔、几十尊罗汉、菩萨的佛像，一草一木，都可以挂名独家供养。
比如舍利塔供养价一亿，佛像价格在1000-5000万之间，景区内的树木，也被冠以“天树”“地树”的名字，供养价格为一棵每年4800元。
为了照顾没有一掷千金能力的普通游客，景区下沉市场的产品也非常多元化。比如有疑似义乌小商品市场统一进货的金蟾木雕，但经过大师开光后，根据大小不同，价格由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后院还有个小池塘，你可以买龟放生。不过从池塘大小来看，如果不循环利用，不要多长时间乌龟就会被挤死。
如果你花100元到数千元，可以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功德碑上。
最便宜的，你只用花20元，就可以在“爱心即时贴”和“功德簿”上留名。
而景区所有人工作人员的收入都和劝募回扣挂钩，包括临时工。回扣点从0.5%到7%不等。顺便提一下，在2013年时候，法门寺慈善基金会的捐赠记录由雅居乐地产集团主席陈卓林保持。2011年，他本打算向基金会捐赠500万元，后又临时追加600万元，共捐赠1100万元。
雅居乐近期也不好过，为了偿债，上月刚发了一笔利息高达20%的夹层融资，融资额8.94亿港元。而下半年，还有100余亿元的境内外债务到期。不知道看在之前陈老板曾经天价布施的份上，佛祖会不会保佑雅居乐度过此劫。
由于法门寺景区坚决贯彻“接待力就是生产力“，法门寺里的真和尚就比较惨了，寺院的香火钱开始骤降。
原因很简单，在经过佛光大道，舍利塔等园区景点的众多功德箱及数位“大师”、“灵砖”的洗礼后，游客基本上愿许完了，孽也消得差不多了。到真正法门寺的时候，除了感觉上自己功德圆满，往往也再掏不出几个钱了。
因为排斥景区，法门寺原本有260多位僧人，后来陆续离开，只剩下几十位。过高的门票，也让真正信佛的居士，不再前来朝拜。 2009年，双方签订三年合同，每个月景区付给法门寺141万元提成。2012年，合约到期，法门寺便不愿续约。
这一年，地方政府大方的表示想把景区送给法门寺， 不过寺院没有答应。
大师就算看不懂财报也明白，当初你们拿咱的名头来赚钱，现在背了几十亿的贷款，又想扔给我们？
更致命的是，由于《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媒体，对法门寺景区从筹建到劝募的整个过程扒了个干净，法门寺景区与曲江系声名狼藉。
经过一系列斗争，在2013年，曲江文投退出了管理，由当地政府接手。
同时接手的，还有几十亿债务。
不过最后不管谁接盘，欠的债还是得还。所以还是得延续以前的模式，只是手段没有那么粗暴了。
但是景区的营收，仅能维持基本运营。为了偿还高昂的利息，景区不得不继续贷款融资，最终债务越滚越大。
在2020年之前，有据可查该公司年营收都稳定在1.2亿元左右。到了2019年，全年营收1.17亿。而至2020年却骤降至4433万元，2021年为4800万元。到2022年上半年，则仅剩500万元收入。
疫情之下，收入锐减，借新还旧的老把戏终于玩不下去了。法门寺景区流动和非流动负债合计超过40亿元，而账上货币资金不足1亿元。
从2021年6月开始，因租金偿还违约，法门寺公司陷入多起诉讼，并被查封了大量银行账户、股权等财产。 最后这笔钱，是由承担担保责任的股东宝鸡投资支付，双方达成和解。但在今年，法门寺文化发展又出现了多笔违约逾期，眼见就要撑不住了。
而承担这些债务的主体扶风县，今后将受到什么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1995年，耿彦波到灵石县担任干部的第一件事，就是斥5000万巨资修复王家大院。要知道那时候县里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一亿元。当地人从来没见过哪个官上来就大开大合，搞一个当地根本不存在的旅游业，所以无论体制内还是坊间存在大量的质疑声。
结果证明，这个被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的“耿疯子”，他做对了。如今的王家大院，每年为灵石县创造的旅游收入高达数千万。
耿书记也因此成为了眼光独到、敢想敢干的好书记，而当初体制内反对他的，则成了迂腐保守、思想解放程度不够的反面教材。
王家大院的成功，原因有很多：比如修缮过程中尽量保持了王家大院的原始风貌，而不是全盘推倒，新建一个不伦不类的仿古“古城”；运营过程中细水长流，而不是圈起来对游客来一个宰一个竭泽而渔；而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正是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旅游需求的快速爆发的时候，而王家大院，是在一片蓝海中迎合市场，而不是凭空创造了市场需求。
旅游业是典型的幸存者效应很强烈的行业，我们看到的通常都是非常成功的“经典案例”，但背后往往还有数个无人问津的水司楼、关公像。
这些建筑奇迹，并不能像帝国时代游戏中一样，建成在一段时间后自动赢麻。它们大多数除了在修建过程能够给地方带来短暂的GDP和就业，还有在建成之初给当地人带来短暂的新鲜感后，便处于长期的闲置，甚至荒废。
而它们的出现甚至不存在利益输送，为了相关人员趁机分肥捞油水。也许只是某位好大喜功领导的个人爱好，甚至只是单纯的模拟城市爱好者的杰作。
这种荒唐的现象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经办人通常权责并不对等。
就像职业经理人，在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也会100%的争取公司资源，投入到自己力荐的项目。毕竟手里有越多的资源滚动，就有更大的势力。况且成了是自己业绩，失败了最多也只能把他开除了。而留下的烂摊子，由公司还有下一任领导埋单。
在水司楼刷爆网络的时候，大多数局外人，都当成笑话看待。但也有不少当地人民在评论区怒斥：
难道我们就不能拥有好东西吗？
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些债务都是要还本付息的，最终将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然后波及到每一个人。
2021年，扶风县全年地方财政收入31773万元，仅还完法门寺景区的债务，就得要不吃不喝十余年。在保障必要的基础民生支出和政府有效运转支出的情况下，未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治理工程等，必然都会打折受到冲击。最终，城市的宜居性，必然受到影响。
这一点，可以参考我们的东亚邻居日本。
日本在泡沫时期向府道县发放了大量贷款，在找不到适合产业发展的情况下，下边就把钱投入到了公路桥梁、港湾地域开发以及旅游度假国民福祉设施。1991年总务省会计局统计全国41道府共计有9000个己建成或正在建设,计划中的项目占国土农林面积19.2%,总计划金额高至365兆円，约21.6万亿人民币，也就是人均20万人民币左右，近乎到了疯狂的境地。
在这之后，中小地区的债务问题都十分严重。在泡沫破裂以后，大量的城市破产或走在了破产的边缘。而破产后的城市，将被置于国家的严格管理之下。在财政再建期间，为了开源节流，城市市民的公共福利将被大幅削减，公营住宅租金、水费等公共费用大幅涨价，政府行政服务水平降低，免费服务将被大量削减，收费服务大幅提高。地方公务员薪金减少，人员数量削减。中央政府将采取利息补助、拨款等措施来帮助其恢复财政。整个财政再建的周期将长达数十年。
我们看到的日本服务业近乎自虐的服务态度，某种程度上就是泡沫时代的观光业下超额的债务压垮后，为盘活资产而不得不极度内卷下的产物。
法门寺景区，在广袤的中国，肯定不是最惨的一个。得益于我国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强有力的转移支付手段，大量的问题被暂时掩盖了。但最后审判日不可能无休无止推迟下去。
在疫情冲击之下，就连没犯什么错，人口经济在2000多县城中处于中等水平，拥有四大古城之一的阆中，为了开源节流，也开始了各种离谱的操作。
未来会有多少城市，会为当初的一时疯狂长期埋单，这个只有生在在这些城市中的人自己才知道。
如果某一天，扶风县的人民发现，当初绚丽的亮化工程消失了，街边的路灯也没有以前亮了。估计他们也会后悔1987年，在地宫中发现宝藏的那一刻。
正如金刚经所说的一样：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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